在小睿看来，一把武器的命运，往往藏着一个王朝的底色。
马槊，这柄曾让汉唐铁骑横扫草原、震慑四方的“破阵神器”，鼎盛时能让重装骑兵化身战场坦克，可到了宋明时期，却硬生生从主战装备沦为皇宫仪仗队的摆设。
它的起落沉浮，从来不是简单的武器迭代，而是两代王朝国运流转的鲜活注脚。
马槊的诞生与汉唐鼎盛时代
人类最早的武器离不开木棍，削尖就是雏形，绑上兽骨石头就是原始矛。
夏商青铜冶炼成熟后，金属矛头嵌套木棍，矛的形制基本定型，凭借低成本、易训练的优势，成为军队主流近战长柄武器。
两周戈流行，战国戟崛起，但矛的战术地位始终未被取代，直到东汉末年马镫普及，重装骑兵成为战场主宰，传统矛戟攻击力不足的短板凸显，马槊才应运而生。
马槊堪称矛与铍的“加强缝合版”，借鉴矛的銎装结构避免断裂，槊锋加长到50-60厘米，2-8个面带破甲棱，双面开刃，仅槊锋就重15-20斤，整体重量超30斤，最长可达6米。
这般“重量级”装备，需要士兵腋下夹持冲锋，靠近敌人再双手持握杀敌，组建马槊骑兵更是成本惊人，一人双马是标配，恶战时分三马四马都不稀奇。
即便如此，从魏晋到晚唐五代的七八百年里，马槊始终是战场核心杀器，可刺可劈可砸可扫，冲进密集阵形如入无人之境。
根据考古报告，这柄马槊槊锋残长32厘米，测算完整长度约55厘米，槊杆残留部分经检测为硬木材质，表面有桐油浸泡痕迹。
考古人员还在墓中发现了记载李穆作战经历的墓志铭，提及他“持槊冲锋，破齐军大阵”的事迹，佐证了隋代马槊在重装作战中的核心作用。
李穆作为隋初开国功臣，其使用的马槊工艺和规格，正是当时军方顶级装备的缩影，也印证了汉唐时期对破甲武器的极致追求。
马槊的鼎盛，背后是汉唐尚武之风与军政体系的支撑。初唐府兵制下，府兵可获140亩免税土地，作战立功后奖金丰厚，甚至能出将入相。
苏定方、薛仁贵皆从底层军人起步，凭战功封侯拜将。
唐军还默认士兵战后劫掠战利品激励士气，这种对军人利益的保障，让士兵愿意手持马槊、陌刀等重型武器冲锋陷阵。
中唐募兵制后，藩镇格局下军人地位更是空前提升，中低级将校可决定节度使任免，甚至参与地方治理，形成了围绕军人利益运转的社会规则。
转折从五代末期开始，马槊逐渐退出主流，到北宋彻底沦为摆设，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轻便的枪。
五代转折与北宋的仪仗化蜕变
枪与马槊的核心区别在枪杆，改用软木材质，前细后粗，直径5-8厘米，更轻更灵活，借助弹性可实现突刺变向，各种枪法应运而生。
赵匡胤兄弟解除军头兵权，刻意抹黑军人形象，贬低其地位，“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成为社会风气，军人沦为“贼配军”，地位不及乞丐倡妓。
这组仪仗槊槊锋缩短至20厘米，材质为普通铁料，槊杆采用轻质木材，表面雕刻花纹，整体重量不足10斤，完全不具备实战能力。
展品说明中提及，北宋宫廷仪仗用槊仅用于朝会、祭祀等场合，象征皇权威仪，这与汉唐马槊的实战定位形成强烈反差。
军队中吃空饷、喝兵血成风，士兵连基本温饱都难以保障，更无力使用重型武器。
即便明朝有300万常备军，数量远超汉唐的60万，却战斗力低下，再也无法重现汉唐铁骑的辉煌。
武器的迭代从来离不开时代土壤，尚武并非好战，而是对国家安全的底气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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