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王国维、丰子恺、金庸都来自这里！嘉兴城的“名人文化”|丰子恺|嘉兴城|王国维|茅盾|金庸

嘉兴是江南文化的重镇，名人辈出，水润文心，一脉千年。

一座城市的风骨，往往藏在它的历史、文化地标里。茅盾、王国维、张元济、徐志摩、丰子恺、金庸……漫步于浙江嘉兴，总能与这些名人的故居不期而遇。

嘉兴这座被烟雨浸润的古城，从来不是单纯的水乡画境，更是一方孕育思想与才情的沃土。推开一扇扇名人故居的大门，如同翻开一部立体的江南文化史，在人与宅的对话中，读懂嘉兴独有的风雅与厚重。

一个街区的璀璨一隅

在嘉兴，有一条历史街区叫梅湾。它濒临京杭大运河河湾，临水而兴，历来是商贾繁华之地。

翻译家朱生豪的老宅便在东米棚下。朱生豪是中国最早致力于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人之一，在32年的短暂生命中译出莎士比亚的31个剧本。朱生豪不爱说话，曾自嘲一年中有一百天不说一句话，可他的热情与坚韧全部投入到莎剧的翻译中。战火中，他屡经译稿初毁、译稿再毁，又反复重译，甚至贫病交加，至死不渝。曹禺称他“功绩奇绝”。

从朱生豪故居出来，步行5分钟就到了一处幽静的小院，临大运河而建。这是中国水利专家汪胡桢的故居，小院由他亲手设计，命名“湖滨小筑”，有花木之胜。

汪胡桢故居沿着大运河而建。彭薇摄

在母亲的影响下，汪胡桢以第一名的成绩跳级入读中学，在兴趣与天赋的双重指引下，学习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等课程，为从事一生的水利专业奠定了扎实的数理基础。

汪胡桢一生搬过44次家，淮河、运河、长江、钱塘江等都留下他的足迹。尤其是佛子岭水库的建设，让他和团队面临极限挑战，无图纸、无参考，只有当年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时的课堂笔记。最终，水库有惊无险建成，并经历了多次自然灾害的考验，他也因此获得“中国连拱坝之父”的美誉。

汪胡桢为居住老屋命名“湖滨小筑”。彭薇摄

沈钧儒故居、褚辅成史料陈列室、金九避难处……梅湾街区上还有许多名人故居和遗址点。沈钧儒，从清末进士走到了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的位置。教育家陶行知亲切地称他为“老头”，在一首诗中写道：“老头，老头！他是中国的大老；他是大众的领头……”这里的“老头”是一种温暖的符号，代表着可靠、坚定与担当，也是对沈钧儒“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革命情怀的生动概括。

名人书房的“天地之宽”

从嘉兴子城城墙往里走，有一栋名人主题欢喜书屋，越走越感觉“天地之宽”。

一楼设了多间名人主题书房，比如茅盾书房、王国维书房、金庸书房、丰子恺书房等。每个书房内不仅陈列着名人著作与珍爱之书，还设置了书法临摹等互动环节，让人沉浸式地感受名人文化。

嘉兴子城城墙。彭薇摄

在金庸书房中，有一张金庸族亲图谱，图谱上的人物大名鼎鼎。

金庸的表哥是诗人徐志摩，姑父是民国时期军事教育家、军事理论家蒋百里，金庸的表姐夫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而著名翻译家穆旦是金庸的同族兄弟……除了钱学森，其他人都是嘉兴人。

著名文史学家曹聚仁评说蒋百里是“那时代的达·芬奇，有多方面的光芒”，“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也擅长文史研究，诗词都不错，字也写得很好，说话滔滔不绝，风趣横溢”。

莎士比亚书房。彭薇摄

蒋百里的影响远及海外，二战时艾森豪威尔、巴顿将军等国外军事家曾多次引用其军事思想理论来阐述战局。

中国文人有关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就出自蒋百里之手。1918年到1919年，他受邀考察巴黎和会，游历欧洲，回国后不久著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他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竟一发不可收拾，洋洋洒洒写了5万字，只好另作短序，将长序改写、充实，以《清代学术概论》为名出版，又请蒋百里写序。

欢喜书屋的嘉兴名人名言墙。彭薇摄

金庸书房的一隅，静静地摆放着几盒巧克力。金庸好友、作家倪匡曾说，查先生写《天龙八部》时书桌上总放一盒巧克力，写累便吃一粒，他说武侠江湖苦，笔下人物命途多舛，自己嘴里总要尝点甜。一间间名人书房逛过去，看他们的笔墨人生，品他们的风骨与柔情，只觉心间漫过一层绵长的甜与润，清浅又熨帖。

大师心中的大师

在嘉兴，有一位大师心中的大师，有人称他是全才，也是通才。

他是沈曾植，是陈寅恪心中的“近世通儒”，王国维称他“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在沈曾植故居欣赏他的书法临帖，其对楷书、隶书、篆书、行书等无不精通。沈曾植长于史学，深于地学，邃于律学，精于佛学，湛于诗学，卓于书学。

沈曾植故居的鼌采楼。（鼌采，美玉名）

他年少时便以文学名重京师，两代帝师翁同龢阅其考卷，称为“通人”。他是一位诗人，是清末“同光体魁杰”，更是一位综览百家、经世致用的学者。他深谙古今律法，被刑部尚书薛允升推为“律家第一”。大约同一时期，他开始研究边疆舆地，校正东北、西藏、新疆地图等。他还扭转以往集中元史补纂的学术倾向，从时空维度上开拓边疆史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