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1日，我和鲍曼、李汉冲飞抵芷江。到埠后，我们得悉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的代表今井武夫马上就到。所以我们决定在机场等候。不久，我们看到今井的座机出现了。飞机两翼末端缠着白布条表示是来投降的，伴随着两架中国空军飞机执行监视任务。今井在机舱口露面，腰间仍佩着剑。
那天晚上，何应钦召集四个方面军的司令官讨论受降细节，次日继续讨论。8月23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见今井，在场的有美军麦克缪少将、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等人。我和其他三位司令官在邻室目睹了全过程。今井一进门就向何应钦鞠躬。何应钦彬彬有礼，起立走过去同今井握手。
这是受降与接收工作的开始。今井武夫在22日上午洽降典礼举行时，呈献了日军驻中国（包括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区内所有日军的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系统区分等各种图表，并接受何总司令授予的第一号备忘录。该备忘录指示日军投降应行准备的事项。乞降代表们，在一种不安和惶恐的表情之下，俯首帖耳地表示他们的服从。
从乞降代表携来的一束资料中，我不但明了了敌人在中国的全般兵力部署——海陆空三军官兵总数仍有109万人，而且很详细地明了了广东方面敌人的第二十三军辖有一○四、一七九、一三○师和八、十三、二十二、二十三四个独立旅团及海南岛与香港的防卫部队，总兵力13.73万余人。再从它们防御广州之部署与阵地各种设备，令我当时咋舌大惊。如果我进攻广州行动在其未投降以前实施，诚不知需费如何的心力和牺牲多少生命。在这里我感觉到敌人虽失败了，但他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和强韧不屈的情绪，以及井然不乱的纪律，依然是值得重视的。
今井离开后，方面军司令官们、行政院代表等人讨论了受降事项。何应钦要我去接受广东省——包括海南岛与香港的日军投降。【虽然蒋先生不信任我，自1927年以来他就一直不信任我，但他还是要利用我。】鉴于广东省的重要战略地位，美国人坚持要我去受降，蒋先生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我知道是美国人要求让我去广州受降的，这是麦克缪告诉我的，他也到了芷江。我相信麦克莫说的是真话。【中央原来不想让我去广州，原定指派对中央非常忠诚顺服的余汉谋，蒋先生与何应钦都对余恩宠有加。】事实上，无论从公理与私情，余汉谋都应该被委派去广州受降。毕竟他的战区在广东，他还兼任广东绥署主任。但是，他被完全排除在广东日军投降仪式之外。【我相信美国人讨厌他，他们对他印象欠佳，是基于以下事实：他从未打过胜仗——正如我已说过，“粤北大捷”不是一场真实的胜仗。美国人自然对我印象良好。】
【我相信美国人掌握中国战区15个受降区受降主官的人事决定权。我知道，美国人对薛岳的印象也欠佳。】作为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理应被指定出任长沙受降区受降主官，但这一职位被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取代了。薛岳被派到江西受降，那儿敌军数量很少。第一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被指派去上海受降，他的部队空运到了沪滨。按理说，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应该主持上海受降。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被指派去主持北纬16度以北印度支那地区的受降。这样，四个方面军的司令官都担任了受降主官。
我不想回广州，原因实在难于启齿。自从广州暴动与我在政坛受挫后，我一直不愿再回广州服务。1929年我打回广州，当时我想打下广州建立革命基地，但现在是和平时期。我不想去广州还有一个原因。我曾猜忖，基于我对越南革命所付出的努力，中央会派我去印支受降。我想继续同越南华侨保持密切联系。再者，我觉得到外国去接受敌军投降是一件更荣耀的事。我对何应钦说，我不想去广州，我自信能帮助越南革命。他说，是蒋先生要我去广州的。
【期望纠正这一尴尬局面，我要求何应钦指派余汉谋去惠州以东受降，我必须给他一小块属地去主持敌军的投降仪式，必须给他一点面子。中央接受我的建议。】于是，中央改动了指令，我主持惠州以东地区之外的广东日军投降典礼。
余汉谋在汕头受降，然而那里只有一个旅的日军。
8月24日，我回到南宁就召集会议讨论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投降事宜。我计划在南宁主持受降典礼。命令田中派代表前来，依照冈村宁次的先例，签署一份投降指令。选择在南宁是为了显示我们的军威。我们要传召战败国将官来南宁投降，像芷江那样行礼如仪。
我决定派新一军先去广州。鲍曼首先告诉我派新一军先去，何应钦随后才打电报给我。可是，即使他不吭声，我自己也会派新一军先行。虽然该军所含广东部队甚少，但其装备精良。士兵们干净、整洁，全都穿了胶鞋。我们要向广州市民与日本人显露新一军的军威。再者，新一军的驻地便于沿珠江前往广州。石觉率领的中央嫡系十三军跟着新一军去了广州，它原本是我们派去南宁参加反攻之役的。新一军负责维持广州的秩序，十三军负责维持广州郊区，例如石牌和九广铁路沿线的秩序。
在新一军到达之前，日军在广州维持治安。新一军到达后，日军集中到河（珠江）南与石围塘，它仍被允许暂时保存步枪与轻机枪，其他重型武器便移交给新一军。
我派邓龙光去粤西南受降。他率领四十六军及地方部队，四十六军一部分去了海南岛。我命令六十四军进驻四邑，那儿没有敌军。
我把六十二军移交给卢汉，也把原本由我管辖的越南革命同盟会与四战区外事处移交给他。外事局副局长萧文去了印度支那。滞留广西的越南革命同盟会成员与特训班成员也同时进入越南。
我同邓龙光吵了一场，事因我派参事黄品梅去粤西南调查现况（我知道他是军统人员），他同邓龙光的弟弟、茂名军警联合指挥部副主任邓鄂相处不好，后者指责黄自吹自擂，我猜想黄有点骄矜。邓龙光扣押了黄，我叫邓放了他。邓龙光从廉江回南宁后，我告诉他，他无权扣押黄。他说：“我是副司令官！”我告诉他，副司令官也无权扣押黄，他只能由我授权执行命令。邓龙光提出辞呈，我当然不同意，结果我俩不欢而散。翌日，他找我致歉，我拍拍他的膊头说：“忘记这件事，我们饮一杯！”
8月30日我到昆明，何应钦告诉我，蒋先生同意英国人在香港受降，海军上将布鲁斯·福拉塞担任受降主官。香港是一个重要城市，英国人反对由我接受驻港日军的投降，并要求美国人向蒋先生游说。他们想要我们给他们一点面子，让他们在香港受降，但他们同意将日军所有装备移交给我们，由中央派人去接收那些装备。蒋先生同意了。对允许英国人在香港受降，我感到，我们不应该同意这一更改，我们不应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对于香港受降任务，我感到特别兴奋。香港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国耻与创伤。在过去，它是罪犯的避风港、资本家官僚们的乐园。广东风气的败坏，以及广东政治的商业买办化，多直接间接受香港的影响。盟军最高统帅部首先划定香港地区归中国接收，根据战后领土主权完整及民族愿望的观点，是有充分理由的。英国政府借此时机将香港归还中国，未尝不是外交上明智之举。
但唐宁街的绅士们却见不及此，致使中英邦交在战后仅保留着一种黯淡的友谊。在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总统本来想使香港归还中国，并使之成为一个自由港，波茨坦会议对香港战后的地位，亦有同样的建议，但均受英国政府的反对。中国接收香港的规定，遂因之而中变。
9月1日，我回到南宁。我派刘光凯到广州送备忘录给田中。我原定于9月3日在南宁举行正式受降仪式，使该方自由地区的人民，得到一种八年抗战所受苦难之慰藉，随后奉陆军总部命令，改在广州为正式受降地点。因此，特先组设广州前进指挥所，担任传达本部命令，并令中将高级参谋张励为主任，率领官兵百余人于9月6日乘盟机八架由南宁飞广州，作为我的全权代表，负责广州的一切事务。
当飞机起飞时，南宁民众不下万人围集机场，欢送他们东飞。在南宁市政移交工作完成前，我不能赴穗。此时，已被任命为广州市长的陈策已经抵穗，他派了一位代表到南宁来见我，那就是后勤部中将副司令何世礼，他是陪同美国人进入华南沦陷区的第一位国军将领。
我知道军统局会派人去广州，但不知道派谁去，也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
遵照何应钦的命令，我们于9月8日决定在抵达广州的翌日同美国人一起举行日军受降典礼。陆军总司令部指定在广州受降而非南宁，自然有它的理由。广州是一个大城市，也是敌军的一个重要枢纽。此时新一军与第十三军已经开抵广州。
9月10日，我奉蒋先生之命，兼任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正式签署命令的日期是9月17日）。于是我成了蒋先生在广州的代表，邓龙光兼任行营副主任，另一位副司令官夏威留在广西。广州行营主任掌管广东广西两省党政军大权。罗卓英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留任广西省主席，余俊贤任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
我不想当这个行营主任，想去海南。自1926年攻占海南以来，我一直期望它有灿烂的前景。在战时，我思忖过胜利以后做什么营生，决心去开发海南，它极具战略价值。我把台湾与海南视为龙的双眼。倘若只注重台湾，那么龙就成了独眼动物。
海南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只有十五个县、三百多万人口，故其政治形势比较单纯。我认为，物色几位优秀、廉洁的县长是比较容易的。当地气候属于亚热带，土地肥沃，每年三熟。日本人在那儿建立了采矿工业基础，岛上有一个优质港口榆林。简言之，海南地广人稀。我相信，在几年勤奋努力之后，会有丰硕成果。我同许多人讨论过开发海南的意愿，其中包括有兴趣在中国投资工业建设的美国与南洋华侨。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为海南做些事，他们也都对这一意愿表示热情支持。
战争一结束，我就要求中央派我去海南。我建议将海南划为直属中央的特区，就像当年把香山县改组为中山县，直属于中央政府，由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任县长。在芷江时，我抓住机会同何应钦谈及海南，我希望他向蒋先生与宋子文游说，让我去海南。但是中央告诉我，去海南时机尚未成熟，在广州还有重任需要我去执行。
9月15 日，美国后勤司令奥朗特少将乘专机来南宁护送我去广州，鲍曼、我的参谋长甘丽初等人陪伴我同行。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等在机场迎接。鲍曼与我乘坐吉普车进入市区街道，那里挤满了欢呼欣喜的民众，街口搭建了彩牌楼，爆竹不停鸣放。我重回广州成为一件壮观的大事。广州市民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我凯旋归来。
我们遇见坐着日本兵的卡车，他们停车向我敬礼。他们没有被解除武装，无疑，他们是奉田中久一的命令在街上维持秩序。
当晚我见到了一些前进指挥所的成员，他们安排我入住日本显要居住的宾馆，这就成了我在广州的官邸。
翌日，我们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受降仪式。我坐在正中，两旁是鲍曼与甘丽初。田中久一中将没有佩剑，他与其参谋长富田少将，海南岛日军指挥官代表肥后大佐等三人，首先步入礼堂向我鞠躬致敬，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很沮丧阴沉地聆听我下达命令，继而战栗地签署了降书。站在面前的敌酋，他们的内心是悔悟，抑或是愤恨，我固然无从推知，但我看到的，是玩火者的悲哀，玩火者的收场。作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我向田中下达第一号命令，他签了收条，保证遵守一切命令与指示。
郑鹤影来看我，他是军统广州站负责人，我认识他，他是郑介民的族人，在军统局很有权势。他告诉我，赶在结束战争状态之前，军统就派他来广州接触汪伪政府与伪军高层，那些家伙正密谋叛乱。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军统局就逮捕了汪精卫之妻陈璧君与伪广东省主席褚民谊，把他们送到一个秘密地点。其他伪府要员，包括省建设厅长李荫南、省府秘书长周应湘、财政厅长汪宗淮和何文灿都已被捕。
9月17日，我接见田中久一。不像何应钦，田中进门时我没有动弹，只是叫他坐下。他看上去尊严犹存。从他的外表、举止与谈吐，我立刻察觉到这是一个和气、有修养、温文尔雅的人，一点儿也不残忍。但由于日军的残暴，广州市民自然痛恨他，然而此时市民没机会见到他。
田中久一是个好人。我用“好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别担心，说他是一个佛教徒，他能向我明确保证，不会逃跑也不会做任何出轨的事，意即不会自杀。他保证服从我的命令，尽到责任约束他的部下。
9月28日，我下令禁止流通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储备券，我必须在中央厘定伪币与国家货币法币之间的换算比率前采取这一措施。让伪币保持流通，那毕竟是不合理的，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战败的敌人或傀儡政权的货币继续流通。我的行动是正确的，但是人们，甚至人力车夫都反对我。对已经连续使用伪币好几年的市民来说，那确实是一个难受的时刻。他们很不高兴，迁怒于我。我听到他们说：“点错炮仗鼓错掌！我们不应该欢迎张发奎！”但我别无选择。几天后，中央决定了兑换比率。二百伪币兑换一元法币，我感到政府在接收敌占城市之前，没有谨慎地研究经济状况，太过低估了伪币。
我没有为广州行营设立单独的机关。行营一切事务都由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代行。甘丽初留任参谋长，陈诚调我的副参谋长陈宝仓去负责华北一个兵站，华振中接任副参谋长。他是我的同学，也是始兴同乡，曾在十九路军服务，后来在十二集团军，隶属余汉谋。而后在薛岳的九战区，当薛岳不再想留他时，我让他来广州。缪培南任我辖区的联勤总司令部第三补给区司令。黄埔一期的黄珍吾任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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