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家那台锈迹斑斑的窗式空调，是夏天唯一的救命稻草。它的轰鸣声像一头疲惫的老牛，却吹不走父亲眉间黏稠的汗。某个闷热的傍晚，我读到刘震云的那段话：“当贫穷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就根本没有能力，去学习、思考、教养、出路、方向……” 字句像针，扎进我十六岁燥热的心。
我的同桌林薇，就是那段话的注脚。她总是穿洗得发白的校服，夏天会悄悄把磨破的袖口往里卷。她成绩极好，但像一株背阴处的植物，安静，胆怯。课堂上，老师点她回答问题，她站起来，脸会瞬间红透，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哪怕答案完全正确。班级组织去科技馆，五十块钱的车费，她以“要帮家里看店”为由请假，眼神却跟着我们上大巴，那里面有不属于她年龄的暗淡。
我见过她在一本摊开的《红楼梦》书页边缘，用铅笔画极小、极精致的衣裙。可当美术老师发现她的天赋，鼓励她参加付费的集训班时，她只是慌乱地摇头，说“不喜欢画画”。那不是不喜欢，是“不配”。贫穷在她心里筑起一道玻璃墙，她看得到外面的世界琳琅满目，却觉得自己连伸手触碰的资格都没有。她小心翼翼，如同一个光脚太久的人，终于穿上草鞋，每一步都怕踩坏了这仅有的体面，至于奔跑，那是梦里都不敢有的姿势。
那时，我们都爱读诗，崇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鄙夷满身铜臭的商人。我们认为清贫是种骄傲，是种与庸俗世界对抗的姿态。直到高三那年，林薇的父亲在送货时被三轮车撞倒，伤势不重，但对方索赔三千。那个晚上，林薇第一次在我面前哭，不是为父亲的伤，是为母亲翻遍所有抽屉也凑不齐的狼狈，和父亲咬牙说“大不了这腿不要了”时的绝望。最终，是班主任发动了募捐。钱凑齐了，事情了了，但林薇眼里的某种光，好像也永远地熄灭了。她退出了晚自习，因为家里需要她早点回去帮忙。
她没参加高考。据说去南方打工了。临行前，她送我那本《红楼梦》，书页边那些精致的铅笔画，被她用橡皮擦得干干净净，只留下毛糙的痕迹，像一个愈合不了的伤口。
很多年后，我在一家书店偶然翻到一本财经杂志，里面写道：“财富不是目的，而是自由的手段。它购买的不是奢侈，而是选择权——选择不做什么的权利。” 我忽然想起林薇，想起那个因为三千块钱就轻易折断的未来，想起刘震云说的“生存成为唯一的奢侈品”。
那一刻，我真正听懂了那句“动不动就去赞美苦难”的讽刺。赞美苦难的人，大约从未在夏夜里，为了一台空调开还是不开，目睹过父母的沉默争吵；也从未体会过，一张薄薄的缴费单，就能轻易压碎一个少女所有隐秘的梦。财富从不与高贵划等号，但赤贫，却会温柔而彻底地，剥夺一个人成为自己的可能。
那些年少时嗤之以鼻的“铜臭味”，后来才明白，它常常是守护所爱之人时，最现实也最结实的铠甲。我们敬畏财富，敬畏的从来不是数字，而是它背后那份珍贵的、让人得以挺直脊梁的从容。是从“活下去”到“活得好”之间，那条布满玻璃碴却必须淌过的河。林薇没能走过来，但那条河，一直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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