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东的风，吹过小集水镇的阡陌时，总带着一股子泥土苏醒的气息。一九九八年的那个黄昏，牛久军背着一床棉被，踩着刚下过雨的泥路，走进了镇小学的校门。那年他十八岁，刚从县城中专毕业，赶上了国家分配工作的末班车。
数学课上，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圆。粉笔灰落在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上，像落了一层薄薄的霜。孩子们的眼睛亮晶晶的，他却常常望向窗外——远处镇政府那座三层小楼，在夕阳里泛着微光。
转机发生在一个周末。叔父从县里回乡，在小酒馆里抿了一口烧酒：“久军啊，当老师清苦。”一个月后，牛久军成了镇党委办公室的秘书。那件中山装换成了的确良白衬衫，袖口总要挽起一道，露出上海牌手表。
他学会了写材料，开头总是“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学会了陪酒，敬酒时杯沿总要低人三分。也学会了在下乡时，背着手走在田埂上，听老农喊一声“牛秘书”。
第三年秋天，他成了镇组织委员。宣布任命那天，他独自爬上学校后面的小山坡。曾经教过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笑声随风飘上来。他站了很久，直到夜色吞没了那片奔跑的身影。
刘浅浅来的那天，镇政府院子里的石榴花开得正艳。二十一岁的她穿一件碎花连衣裙，抱着档案袋站在党政办门口，阳光在她发梢跳跃。
牛久军已经三十有五，眼角有了细纹。他教她整理档案，教她写会议纪要，教她在酒桌上如何巧妙地推掉不该喝的酒。他给她讲自己如何从农家娃走到今天，讲那些深夜加班写材料的辛苦，讲一个人在这小镇上的孤独。
“你像我年轻时候。”有一次加班到深夜，他突然说。窗外的月光很凉。
那个暴雨夜，防汛值班室只有他们两人。雷声滚过时，她手里的茶杯晃了一下，水洒在图纸上。他伸手去擦，碰到了她的手。雨声太大了，大得盖过了所有的呼吸和心跳。
事情败露的过程像一场蹩脚的戏剧。刘浅浅开始呕吐的早晨，卫生院的熟人多了句嘴；药房抓药的单据，被买菜的原配偶然看见；直到那张B超单从刘浅浅抽屉滑落，像一片秋天的枯叶。
岳父提着砍刀冲到镇政府时，牛久军正在开会。老人被众人拦下，刀咣当落地。那天夜里，牛久军骑着自行车回家，在镇东头的拐弯处，一辆没有牌照的摩托车从黑暗中冲出。
骨头断裂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脆。
医院的墙壁白得刺眼。叔父坐在病床前，一言不发地削苹果。果皮连绵不断地垂下来，越来越细，始终没断。
“腿能保住。”叔父最后说，“其他事，也能。”
三个月后，牛久军拄着拐杖出现在镇政府。人们窃窃私语：原配疯了，整天在河边游荡；刘浅浅消失了，听说回了一百公里外的山村；而牛委员——现在该叫牛副局长了——要调去市招商局。
送行宴上，大家敬酒。他站起来，拐杖靠在桌边：“感谢组织培养。”一饮而尽时，有人看见他眼角有泪光。不知是谁小声说：“装的吧。”
市里的舞台更大。招商局的办公室能看见汉江，江水日夜东流。牛久军的腿好了，留下轻微跛足，走路时像在沉思。他学会了更高级的规则：如何让企业家“自愿”投资，如何让项目“合规”落地，如何在觥筹交错间完成权力的互换。
他尤其喜欢开发区的土地，平展展的，推土机一过，什么痕迹都不留。2015年升任开发区主任时，他站在规划图前，手指划过那片即将崛起的楼群：“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手指落处，都是金光。
直到那个冬天，省里的巡查组悄然而至。带头举报的企业家姓陈，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兄弟”。举报材料装了三个纸箱，最上面放着一张照片——二十年前的小学教室，黑板上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圆。
“那个圆，”审讯室里，牛久军突然开口，“我当年没教对。”
年轻纪委干部抬起头。
“圆规一脚钉住中心，另一脚旋转三百六十度，终点必须精准回到起点。”他望着天花板，“我告诉孩子们，差不多就行了。”
他交代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故事。那些数字、那些交易、那些夜晚，一桩桩一件件。只是讲到刘浅浅时，他停顿了很久：“她后来……嫁人了吗？”
无人回答。
双开决定宣布那天，窗外正在收割麦子。联合收割机隆隆驶过，麦茬整齐划一。牛久军仔细听着每一个字，听到“开除党籍”时，肩膀微微抖了一下。
他慢慢摘下眼镜擦拭。恍惚间，仿佛回到二十年前的那个黄昏，他第一次走进镇小学，黑板擦得干干净净，等着他画下第一个圆。
风吹过麦田，新割的麦茬在阳光下泛着白光。远处，不知谁家的孩子在奔跑，笑声随着风飘过来，又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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