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仔看到这宗新闻时，其实是有点唏嘘的。
香港城市大学的一名副教授，因涉嫌以1000港元贿赂地产经纪（也就是房地产中介），试图私下取消已经签署的租房合约，被控“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
（图：香港经济日报）
案件近日在沙田裁判法院开审。
这位副教授极力虽否认指控，但整件事，却把香港社会非常重视的一个价值，再次摆到了台前——契约精神。
租房纠纷演变成刑事案件
事情要从2022年11月6日说起。
当天，这位副教授杜某，联系了一位房地产中介到沙田云顶峰看房。
与业主会面后，他当场签署了临时租约，以及俗称“睇楼纸”的地产代理协议。
涉事城大副教授
（图：香港01）
根据合约条款，他需要支付1.6万港元的月租金和1.6万港元的押金，共计3.2万港元。
正常流程下，这笔钱应当在签约当时或之后很快支付。但当天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业主因为赶时间，没有当场收取租金和押金。
（图：香港01）
按理来说，只要双方签署了临时租约，即使尚未交钱，合约原则上已经成立并生效。
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很快发生。
当天下午即毁约
就在签约的当天下午，杜某突然联系地产中介，表示自己决定不租了，要求取消合约。
中介随即告知，根据合约安排，如要取消，需要向业主支付1.6万港元押金，并向地产代理公司支付1.6 万港元佣金，合共仍是3.2万港元。
涉事地产中介
（图：香港01）
没想到杜某并不接受这一说法。
他表示自己不知道“即使未付押金，合约也已经生效”，并将责任推到地产经纪身上，认为对方事前没有清楚说明。
（图：明报）
对此，中介作出反驳。她指出，杜某本身是大学教授，合约是中英对照文本，内容清晰明白，不存在“看不懂”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签约当天，她已经口头解释过相关条款，而杜某也在文件上亲笔签字确认。
（图：东网）
在中介看来，这并不是误会，而是事后反悔。
1000港元“补偿金”？
真正令事件性质发生变化的，是接下来的一步。
在双方僵持之下，杜某向地产中介提出，愿意私下给予1000港元“补偿金”，希望对方“按朋友的方式”处理，不要向公司反映，也不要追究合约责任。
（图：星岛头条）
在中介看来，这并非普通的协商，而是试图以金钱换取她违规操作，因此当场拒绝。
她认为，这1000港元是希望她违反公司制度、暗箱操作的“好处费”，本质上就是贿赂。于是，她转头向廉政公署提出了举报。
（图：香港01）
更具争议的，是杜某随后的一番说法。
这位副教授甚至语出惊人地表示，在内地，如果双方有点交情，很多事情可以“私了”；相比之下，香港“什么都一板一眼”，他觉得“真的没必要”。
这番话，在被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也彻底激怒了中介。
中介明确表示，杜某并非刚到香港生活，却仍然试图用另一套逻辑处理问题，完全无视香港的行业规范和法律准则，这种说法既荒谬，也完全不能接受。
（图：香港01）
案件最终被转介廉政公署处理，并由律政司提出起诉。
庭审焦点：合约何时生效？
庭审期间，辩方，也就是杜某一方，提出了另一种说法。
他指出，“睇楼纸”上标明的合约生效日期是11月7日，而非签约当天的11月6日；同时，他在11月7日之前仍有一天宽限期支付押金，因此合约应当在7日才正式生效。
（图：法庭线）
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他在6日下午提出取消，或许还有回旋空间。
但中介方面则坚决否认，表示文件上的日期属于笔误，合约在双方签字的11月6日即已生效。
（图：明报）
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将押后至明年2月3日进行结案陈词，杜某在此期间继续获准保释。
“私了”文化在香港行不通
针对案件性质，廉政公署也作出了明确说明。
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9条，任何人如无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向私人机构雇员提供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金钱、礼物、贷款、佣金、服务或优待等），以影响其执行职务，即属行贿。
（图：廉政公署）
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处监禁七年，并处罚款50万港元。
在香港，行贿绝不是一件可以轻描淡写的小事。
香港重视契约精神
说到这里，通仔想把话说回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契约精神。
在香港，契约精神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套深入社会运作的共识。无论是书面合约、口头约定，还是商业协议，一旦双方达成，就被视为具有约束力。
重诺守信、履约优先，是很多港人从小到大习以为常的处事方式。随意反悔、事后讨价还价，在这里往往行不通。
更重要的是，香港社会普遍强调规则至上，拒绝潜规则。事情该怎么走程序，就怎么走；该由制度解决，就交给制度，而不是靠“关系”或者“私下协调”。
（图：香港01）
履约并不只是值得表扬的美德，更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规则的价值，在于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在香港，合约不是形式，规则也不是摆设。这一点，通仔觉得，大家都应该时刻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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