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台共/老台共
同乡会是台籍左翼青年的主要组织形式，先后设有北京台湾青年会、台湾尚志社（设在厦门）、上海台湾青年会、中台同志会（设在南京）、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等组织。
此其中，上海台湾青年会的地位最为重要。
蔡孝乾入读上海大学后，迅即加入上海台湾青年会，成为骨干成员。
不久，因为经费筹措问题，上海台湾青年会陷入困顿状态。
蔡孝乾紧急相援，上海台湾青年会办事处迁到蔡孝乾在法租界的住处。
迁入新址后，上海台湾青年会得以重整旗鼓。
大家共同推选负责干部，蔡孝乾负责出版部。
在蔡孝乾等人的主导下，上海台湾青年会与平社联合创建“台湾自治协会”。
协会设在上海台湾青年会内，骨干力量相重合，几乎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1865年6月17日，是日本当局宣布正式接管台湾的日子，日台当局将6月17日设为“始政纪念日”。
对台湾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而言，这个日子是“耻政纪念日”。
台湾自治协会成立后，在上海务本英文专科学校举办反对台湾“始政纪念日”演讲会，蔡孝乾、谢雪红等人竞相登台，声讨“暴虐的台湾总督政治”。
1925年在杭州留影，右一为谢雪红
谢雪红也是彰化人。
她出身贫贱,豆蔻年华时父母接连亡故。
为安葬父母，谢雪红被卖做童养媳，实为女婢。
谢雪红不堪养父母的虐待，逃离出来后再被兄嫂转卖给甘蔗园主张树敏为妾。
张树敏带谢雪红前往日本和祖国大陆经商。
在祖国大陆和日本的所见所闻以及苏俄革命、五四新风带来的震撼，让谢雪红对革命道路心有向往。
谢雪红也是台湾文化协会的最早会员。
在台湾文化协会的影响下，谢雪红转道日本，来到上海求学，同船学友还有林木顺、李友邦等人。
谢雪红进入上大社会学系，结识蔡孝乾、翁泽生等台籍活跃分子。
1925年10月，在中共安排下，谢雪红、林木顺等人奔赴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日本班学习。
这一年，蔡孝乾加入中共青年团。
蔡孝乾等人以旅沪台湾同乡会的名义，组织“赤星会”，发行机关报《赤星》，开展共产主义之研究与宣传。
椎处囊中，其颖必露。
蔡孝乾有冲劲，文笔又好，很快成为台籍学生中的佼佼者，甚至走在前辈、学长的前面。
1925年12月20日，蔡孝乾、彭华英、许乃昌等人联络各校台湾留学生，按照大陆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模式，在法租界南光中学创建“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
成立大会上，由蔡孝乾、何景寮两人担任司仪。
自此，“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成为最有影响力、最有号召力的台湾留学生组织，为台湾本岛的共产主义传播开辟道路。
南京的中台同志会成立后，上海的翁泽生、蔡孝乾、何景寮等人应邀成为最早会员。
1926年7月，蔡孝乾学成返台。
时值暑假，中台同志会的留学生们纷纷返回台岛。
日台当局对中台同志会积极分子实施搜查，搜出宣传材料和议事记录，导致多位留学生被拘押、侦讯。
蔡孝乾受到牵连，于某日上午被捕，因证据不足，当日下午即获释。
这是蔡孝乾的第一次被捕经历。
蔡孝乾回到上海暂作休整，随后返回台湾，投身台湾文化协会的改组活动，参与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左翼。
蔡孝乾是台湾文化协会左翼的核心骨干，担任机关报《大众时报》的咨询、顾问和撰稿人，参与文学争论、积极宣传革命。
翁泽生提出设立“台北青年会”，遭到台湾总督府明令禁止。
“台北青年会”的成员不顾日警禁令，另设“台北青年体育会”、“台北青年读书会”，继续开展活动，分化衍变出“无产青年”团体，翁泽生、洪朝宗、王万得、潘钦信、蔡孝乾都是积极分子。
1926年底，“台湾黑色青年联盟”成立，王万得、洪朝宗、蔡孝乾是其中骨干，这是个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杂烩团体。
1927年2月，“台湾黑色青年联盟”成员多人被捕，导致组织解散。
蔡孝乾对无政府主义曾有独钟，似乎可为其后半生突然“转向”提供解释空间。
因为上大派干部的日渐增多，台湾文化协会日益左倾。
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两派对立，他们以“中国的重建”为主题展开大论战，社会主义者以许乃昌、蔡孝乾为代表。
最终，社会主义者在论战中获胜。
文协于1927年初改组，新文协彻底左倾，蒋渭水等人被迫离开文协。
林木顺、谢雪红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日本班学习期间，正值日本共产党内部发生重大争论，林木顺、谢雪红列席日共内部会议，与片山潜、德田球一、渡边政之辅等日共领导人熟识。
布哈林接掌第三国际领导权后，第三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日本共运的纲领，决定日共应当承担对朝鲜、台湾共运的指导权。
1927年底，林木顺、谢雪红结束学业。
他们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回国组建台共。
林木顺、谢雪红回到上海，发现上海滩物是人非，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早已失败，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中，日本暗探一直在想方设法侦讯反日分子。
林木顺、谢雪红在日共代表锅山贞亲的帮助下，和中共党员翁泽生接上联系。
他们组织“台湾读书会”，出版刊物，为台共建党做准备。
林木顺、谢雪红应日共中央之召前往东京，他们列席日共中央委员会会议，接受日共指令：组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由中共代为指导。
林木顺、谢雪红返回上海后，和翁泽生组建建党筹备委员会。
翁泽生提出，在台湾的林日高、洪朝宗、蔡孝乾以及在厦门的潘钦信应当前来上海参加建党工作。
最终，洪朝宗、蔡孝乾因故不能前来，
4月13日，在中共代表彭荣的建议下，召开台湾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大会，作为台共建党的筹备会议。
1928年4月15日，台共（正式名称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也称老台共或旧台共）建党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一家照相馆二楼举行，中共代表彭荣和朝共代表列席。
大会通过有关纲领和方针，选举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孝乾为中央委员，林木顺为书记，翁泽生、谢雪红为候补委员。
庄春火、洪朝宗、蔡孝乾是缺席代表，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巨大，被缺席推选为中央委员。
随后召开的台共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各常委分工，蔡孝乾负责宣传煽动部。
关于彭荣的真身，也是小小公案。
因为姓彭，不少人认为彭荣是澎湃。
谢雪红写道：“解放后，我即听到说彭荣同志就是彭湃同志；那是1955年国庆节我到天安门红台观礼时，碰到李立三，他告诉我彭荣就是彭湃。当时，李在上海，他知道彭湃曾被中央派遣去领导台湾共产党的成立大会。1956年，我去广州视察时，到毛主席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参观，在那里，我看到彭湃同志的照片，我认出来他就是当年的彭荣同志。”
台共建党期间，澎湃正在领导广东农运，无暇前往上海指导台共。
也有观点认为，彭荣是瞿秋白。
蔡孝乾虽未出席台共成立大会，他很清楚，彭荣就是他在上大的俄语教员任弼时。
任弼时
因为蔡孝乾大叛徒的身份，党史学界没人敢采信蔡孝乾的说法。
台共正式成立前，其积极分子就被日本警察盯上。
台共建党刚满十天，日警突袭林木顺与谢雪红在法租界的同居住所，查获大批文件，谢雪红等人被捕。
谢雪红等人被遣送回台受审。
因证据不足，谢雪红于当年6月获释。
为躲避日台当局的搜捕，1928年8月底，蔡孝乾、洪朝宗和从上海秘密返台的潘钦信、谢玉叶（翁泽生的妻子）一同偷渡离台，前往福建。
蔡孝乾对此次出亡的解释是，避免党组织遭受全军覆没。
性情暴烈的谢雪红认为，蔡孝乾、洪朝宗和潘钦信、谢玉叶贪生怕死，属于机会主义者。
1928年11月，谢雪红在台北召开台共中央会议，通过相关决议，作出决定：开除上海读书会事件后、因恐惧而放弃工作并逃亡中国的蔡孝乾、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的党籍。
孰是孰非，没有标准答案。
一位老台共指出：由知识分子指导的党，一个百分之百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党，在白色恐怖的袭击下，就会引起机会主义的动摇......
蔡孝乾前往厦门，转往漳州。
他化名杨明山，任教于龙溪县立女子中学、石码中学，还在公路工程处担任过临时职员。
蔡孝乾与台共上海方面保持联系，以图东山再起，和中共也有横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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