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伪军中将给粟裕送了一盒烟，粟裕拆开一看脸色大变：即刻转移|1942年|伪军中将|施亚夫

“南坎会议那个绝密情报，到底是谁泄露出去的？”

1942年11月，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一场针对新四军高层的猎杀网正在悄然张开。

粟裕师长手里捏着那盒刚刚送来的“飞马”牌香烟，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旁边的警卫员大气都不敢出。
谁能想到，这盒不起眼的香烟里，藏着几百名指挥官的生死密码。
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送出这份救命情报的人，竟然是个穿着黄皮军装、整天跟日本人推杯换盏的“汉奸中将”。

这事儿咱们得把时间轴往前拨一拨。
那个被称为“汉奸中将”的人叫施亚夫，这人骨头硬得很，早在1934年就跟国民党的特务打过交道。
那时候他还是个负责地下工作的年轻干部，因为叛徒出卖，直接被摁进了大牢。
特务们那一套手段大家也都清楚，老虎凳、辣椒水，变着法儿地往身上招呼，就想从他嘴里撬出点名单来。
施亚夫硬是咬紧了牙关，身上的肉都被鞭子抽烂了，愣是一个字没吐，把那帮特务气得直跺脚，最后也没招儿，只能把他当个死硬分子关着。
也就是他命不该绝，到了1937年，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南京，那场面乱得跟锅粥一样。
监狱的围墙被炸了个大缺口，看守们光顾着自己逃命，哪还顾得上犯人，施亚夫趁着这股乱劲儿，拖着满身伤痕的身子逃了出来。
回到南通老家后，这人也没闲着，凭着以前积攒下来的人缘和威望，硬是在当地拉起了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
但这几百号人在那个乱世里，就像是大海里的一叶扁舟，随时都能翻船。
到了1940年，汪精卫搞了个伪政府，到处招兵买马，想扩充实力。
这时候，有个叫段银宝的家伙找上门来了。
这段银宝以前落难的时候被施亚夫救过，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伪职人员，混得那是人模狗样。
他这次来，是想报恩，也是想拉施亚夫一起去享那所谓的荣华富贵。
施亚夫一开始心里是极其抵触的，堂堂七尺男儿，跟日本人混在一起，那脊梁骨还不得被人戳断？
但他转念一想，新四军粟裕师长那边正缺个能钻进敌人肚子里的“孙悟空”。
要是能利用这个机会打入敌人内部，那价值可比在外面带着几百人打游击大多了。
这施亚夫胆子也是真大，他决定玩一把大的，不仅仅是潜伏，还要把敌人的羊毛薅秃。

既然决定要演戏，那就得演全套，还得演得像那么回事。
施亚夫给段银宝透了个底，意思大概是：投靠汪主席也不是不行，但我手里这帮兄弟跟着我出生入死，不能亏待了大家。
他狮子大开口，直接要一个师的编制。
这口气大得差点没把段银宝噎死，但转念一想，要是能拉来这么大一支队伍，他在汪主席面前也是大功一件。
段银宝屁颠屁颠地把这事儿报上去了。
汪精卫那边也不是傻子，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知道你是真有兵还是假有兵？
于是，汪伪政府派了个心腹大员，叫严甸南，专门跑到南通来核查施亚夫的兵力。
这下麻烦大了。
施亚夫手里满打满算也就那两三百号人，这要是一个个拉出来点名，分分钟就露馅。
一旦穿帮，别说当师长了，脑袋能不能保住都两说。
施亚夫这人有个特点，越是到了生死关头，脑子转得越快。
严甸南一到南通，施亚夫根本没带他去军营，而是把人直接拉到了当地最有名的酒楼。
山珍海味摆满了一桌子，好酒像不要钱一样往上端，吃完了又是去赌场，又是逛青楼。
这严甸南本来就是个贪财好色之徒，被这一套“糖衣炮弹”轰炸下来，早就乐得找不着北了。
但他毕竟带着任务来的，酒醒了几分后，还是坚持要看花名册和枪支编号。
施亚夫早就等着他这一手呢。
前一天晚上，施亚夫让人找来了一本《百家姓》。
那场面要是让人看见了，非得笑掉大牙。
几个人围着一盏煤油灯，翻开《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开始疯狂造假人名。
赵一、钱二、孙三、李四，名字怎么简单怎么来，实在编不出来了，就把村口王大爷、李大妈的名字稍微改改也写上去。
至于枪支编号，那更是天马行空，一串串乱七八糟的数字填满了厚厚的一摞本子。
就这样，一支拥有八千兵马的“幽灵部队”，在一夜之间诞生在了纸上。

严甸南拿着那几本厚厚的花名册，装模作样地翻看着。
施亚夫站在旁边，脸上笑嘻嘻的，心里其实也捏着一把汗。
就在严甸南准备提出要去校场实地检阅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爆炸声。
这可不是巧合，是施亚夫特意安排的“背景音乐”。
施亚夫立刻换上一副紧张的神色，凑到严甸南耳边说，这是新四军又在攻城了。
他还特意强调，为了保护严特派员的安全，部队都在前线顶着呢，这会儿外面子弹不长眼，万一伤着了贵体，那罪过可就大了。
严甸南一听外面打得这么热闹，腿肚子当场就转筋了。
他也就是个要在南京坐办公室享福的主儿，哪见过这种真刀真枪的阵仗？
一想到出门就有可能吃枪子儿，严甸南那点公事公办的心思瞬间飞到了九霄云外。
他大手一挥，表示施将军的队伍他是信得过的，花名册核对无误，不用去现场了。
就这样，施亚夫凭着一本《百家姓》和几声炮响，硬生生从汪伪政府那里骗来了一个整编师的番号。
没过多久，委任状下来了，施亚夫摇身一变，成了汪伪第七师的中将师长。
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批的军饷、枪支弹药和被服粮草。
这波操作，简直就是把敌人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不仅空手套白狼，还让敌人给自己的队伍输了血。
施亚夫利用这个身份，跟汪精卫的儿子混成了铁哥们，整天称兄道弟。
有了这层关系，他在伪军内部那是如鱼得水，各种绝密情报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新四军手里。
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最大的危机，终于在1942年的那个深秋降临了。

1942年11月，日军为了彻底肃清苏中地区的抗日力量，策划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清乡”行动。
这次不一样，日军不知道从哪条线上搞到了新四军南坎会议的确切情报。
施亚夫作为伪军的高级将领，也被叫去参加了那场绝密的作战会议。
当他走进会议室，看到墙上挂着的那幅作战地图时，后背瞬间就湿透了。
地图上用红笔重重圈出的地方，正是新四军举行南坎会议的地点。
更让他感到窒息的是，日军不仅知道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连参会人员名单、撤退路线都摸得一清二楚。
日军指挥官在那儿唾沫横飞地布置任务，哪个路口设伏，哪个点位截杀，每一个细节都像是要把新四军往死路上逼。
尤其是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的返程路线，日军更是布置了重兵，摆明了是要瓮中捉鳖。
施亚夫坐在那里，手里端着茶杯，看似稳如泰山，实际上心里早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会议一结束，日军为了保密，直接切断了所有对外的通讯，严禁任何人私自进出，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情报就在脑子里，可送不出去，这比杀了他还难受。
每一分钟的流逝，都意味着战友们离死亡更近了一步。
施亚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眼神落在了桌上那包刚拆封的香烟上。
那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但在当时那个绝境下，也是唯一的办法。

施亚夫找了个借口，说是要去前沿据点视察防务，检查一下封锁线的严密程度。
负责监视的日军军官虽然有点怀疑，但看到是施师长亲自去，也不好硬拦着，只能派人跟着。
到了离新四军控制区最近的一个据点，施亚夫支开了身边的日本人，找到了自己早先安插在这里的一个心腹。
时间紧迫，根本来不及写详细的信件。
施亚夫飞快地从烟盒里抽出一张锡以此纸，又找来一张极薄的纸条，把日军的进攻时间、伏击地点和兵力部署，用最简练的暗语写了上去。
他把纸条小心翼翼地塞进烟盒的夹层里，又把烟盒重新封好，看起来跟新的一模一样。
做完这一切，他把那个心腹叫到跟前，眼神凌厉地交代，这盒烟必须用最快的速度送到“那边”去，人在烟在，人亡烟毁。
那心腹也是个懂行的，把烟盒往怀里一揣，趁着夜色就像只野猫一样钻进了芦苇荡。
另一边，粟裕师长正在指挥部里焦急地等待着各方的消息。
当那盒“飞马”牌香烟几经辗转送到他手里的时候，他立马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拆开烟盒，抽出那张薄薄的纸条，粟裕扫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情报上显示，日军的包围圈已经快要合拢了，特别是管文蔚主任的那条路，简直就是一条死路。
粟裕当机立断，没有任何犹豫，立刻下令所有参会人员停止原定路线，全线转移。
通讯员们骑着快马，像疯了一样冲出去传达命令。

那个时候，管文蔚主任正带着队伍准备渡湖返回。
巧的是，那天湖面上起了大雾，白茫茫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管文蔚还在船头抱怨这鬼天气耽误行程，殊不知这大雾成了他们的天然保护伞。
就在他们因为大雾迷路，在湖上转悠的时候，通讯员赶到了。
接到撤退命令的管文蔚惊出了一身冷汗，据后来的侦察报告显示，当时他们的船离日军的伏击圈，直线距离不到三十里地。
要是没有那场大雾，要是没有那盒香烟，那天南坎会议的后果，简直不敢想象，新四军的半壁江山可能都要折在那里。
日军在那边傻等了几天几夜，连个新四军的影子都没看见，最后只能对着空荡荡的芦苇荡放了几通空炮。
气急败坏的日本人知道出了内鬼，把伪军内部翻了个底朝天。
可他们查来查去，怎么也想不到，那个整天跟他们吃喝玩乐、一口一个“太君”的施亚夫中将，才是那个最大的“雷”。
毕竟在日本人眼里，施亚夫贪财、好色、怕死，完全符合一个汉奸的标准画像。
这种灯下黑的心理，让施亚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绝对安全的位置。
这事儿之后，施亚夫在敌营里那是越混越开。
他利用这个中将身份，不知道给新四军搞了多少枪支弹药，送了多少情报。
甚至有一次，他还利用职权，把一批原本要运给日军的盘尼西林（青霉素），偷偷转运到了新四军的野战医院。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这些药就是战士们的命。

到了1944年，抗战形势发生了逆转，日本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施亚夫觉得时机成熟了，是时候回归组织了。
他开始秘密联络旧部，策划起义。
这一次，他不再是那个带着几百人小打小闹的游击队长了，他手里握着的是一个装备精良的伪军师。
起义那天，施亚夫一声令下，两千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调转枪口，把那面象征着耻辱的五色旗扯了下来，换上了鲜艳的红旗。
这时候日本人才如梦初醒，原来那个整天混日子的花花公子，竟然是插在他们心脏上的一把尖刀。
这一记耳光，打得那是相当响亮。
据说当时那个负责审核他的严甸南，听到消息后脸都绿了，在办公室里摔了好几个茶杯。
这不仅仅是失职的问题，这是被当猴耍了整整四年。
施亚夫带着大部队和精良的装备回到人民怀抱，这在当时的战场上，绝对是个大新闻。
甚至连国外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事，那些不明真相的外国记者，还以为是汪伪政权内部发生了大分裂，把这当成了法西斯阵营崩溃的前兆。
其实哪有什么内部崩溃，这纯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胆识。
施亚夫的这段经历，堪称是谍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不用一枪一弹，光靠着脑子和胆量，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玩了一出“无间道”。

这故事说起来容易，可真要身临其境地想想，那是多少个日日夜夜的煎熬。
每天早上醒来，都要面对一张张狰狞的脸，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在脑子里过三遍，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
这种心理压力，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
施亚夫不仅扛住了，还把这出戏演到了极致。
他用一本《百家姓》骗了一个师，用一盒香烟救了一群人，这操作，现在的编剧都不敢这么编。
新中国成立后，施亚夫也没闲着，继续在各个岗位上发光发热。
但他很少跟人提起当年的那些惊心动魄，仿佛那只是一段再平常不过的往事。
直到2010年，这位传奇的老人在南京去世，享年96岁。
他这一辈子，活得那是真够本。
从国民党的大牢，到日本人的心脏，再到新中国的建设者，每一步都走得惊天动地。
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汉奸、特务，早就化成了灰，连名字都没几个人记得了。
而施亚夫的名字，却因为那段传奇的经历，被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档案里。
你看，这就是历史给出的答案。
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拼命的人，哪怕是在最黑暗的夜里，也能活成一道光。
而那些出卖祖宗、认贼作父的家伙，不管当时多么嚣张，最后都只能是阴沟里的老鼠，见不得光，也留不下名。
这道理，几千年来就没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