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过草地，几百汉子饿得眼冒绿光，长官却指着到嘴的肥肉下死令：把它们扔了！
1935年8月，在那个连牛皮带都被煮软吞下去的绝境里，发生了一件严重违反生物学本能的怪事。
红31军91师的几百号汉子，饿得眼睛比草原上的狼还要绿，结果通讯班副班长宋国仕接到的命令，竟然是把刚抓到的“活命肉”给扔了。
不是为了战术隐蔽，也不是为了行军减负，就因为长官看了一眼猎物，淡淡说了一句：“这一口，咱们不能吃。”
这种在饿死鬼面前讲“仁义”的操作，要搁别的部队早炸营了，但这支队伍硬是扛住了。
说实话，那时候的红91师，与其说是军队，不如说是一群在泥潭里挣扎的影子。
刚进草地那会儿，这支部队那是浩浩荡荡五千多人，等到这事发生的时候，就剩下了六百出头。
这不仅仅是减员，这是断崖式的崩塌。
什么概念？
你身边原本并排走的十个兄弟，走着走着，就剩你自己了。
那时候别说粮食，连前头部队拉的甚至都没消化的青稞都被后面人扒拉出来吃了。
野菜早就被挖绝种了，战士们那是真饿啊，饿到看战友的胳膊都觉的香，这就是人类生理极限下的真实写照，一点都不夸张。
在那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沼泽里，别说人影，连只鸟都看不见。
除了腐烂的草根和随时能要把人吞没的泥坑，啥都没有。
痢疾、胃病加上极度营养不良，让这支钢铁部队处在全面崩盘的边缘。
那时候大家的状态基本就是“躺平”，不是不想动，是真动不了，动一下都得消耗好不容易攒下的那点热量。
就在大家都准备等着见马克思的时候，侦察兵带回来个炸裂的消息：前面发现了一群野黄羊！
这消息比打胜仗还管用，肾上腺素是个好东西，硬是把一群躺尸的人给拽了起来。
听到“羊”这个字，很多原本眼神涣散的战士，眼睛里瞬间有了光。
师参谋长李聚奎和作战科那位蒋科长脑子转得快，立马下了死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这一枪下去，万一惊动了羊群，或者招来敌人，那就亏大了。
所有人，上刺刀，拿木棍，包围！
这哪是打猎啊，这分明是在跟阎王爷抢人头。
你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一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如同丧尸般的人，在泥泞里疯狂奔跑、迂回。
那是求生本能在驱动肉体，完全超越了医学常识。
那个包围圈缩得飞快，战士们眼里的渴望几乎能把空气点燃。
经过一番人仰马翻的搏斗，甚至有人直接扑上去用牙咬，战果那是相当辉煌：当场弄死了7只，抓活了4只。
一共11只肥硕的野黄羊，对于这支六百多人的队伍来说，那就是天降的“全家桶”，足够大家续命了。
战利品堆在那，有人在笑，有人在偷偷抹眼泪，那是一种绝处逢生的狂喜。
但就在这会儿，气氛突然变了。
当参谋长李聚奎和政治部主任黄立清走近查看那几只活羊时，欢呼声慢慢低了下去。
李聚奎蹲下身子，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他发现，那四只活羊里，有一只母羊肚子大得异常，摆明了是怀了崽的；而在它身边哆哆嗦嗦站着的，还有一只刚出生没几天的小羊羔，连毛都没长齐，看着特让人破防。
空气在那一瞬间凝固了。
按照常理，在极度饥饿面前，道德往往是第一个被抛弃的奢侈品。
古今中外，被围困的孤城里，“易子而食”的惨剧都发生过，更何况是几只野兽？
吃掉它们，每个人就能多喝两口汤，就能多几个人活着走出这片鬼地方。
这是一个极其残酷却又极其现实的算术题，谁都会算。
黄立清做出了一个让现代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决定。
他看着那两只瑟瑟发抖的母子羊，环视了一圈周围眼巴巴的战士们，沉声说道：“杀了7只，够咱们吃一顿了。
这两只，放了吧。”
见没人接话，他又补了一句：“那只小的，肉没二两重，不够塞牙缝；那只大的，肚子里还有货。
咱们把娘吃了，就是断了后，就是造孽。
放了它们，也是给这片草地留个种。”
这是一个非常“农民”却又非常“红军”的理由。
这帮人大多出身贫苦，懂得土地和生命的逻辑——不杀怀孕的牲口，不吃没长大的幼苗。
哪怕是自己快饿死的时候，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朴素善意依然战胜了兽性。
这不仅仅是纪律，更是一种在这个残酷世界里，作为“人”的最后尊严。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通讯班副班长宋国仕接下了这个苦差事。
为了防止其他不知情的战友因为太饿而“犯错误”，也为了防止这两只傻羊再跑回来送死，宋国仕硬是拖着那个随时可能倒下的身子，把这一大一小往深山里赶了好几里地。
直到看着它们彻底消失在远处的山林里，确定找不到回来的路了，他才敢转身折返。
那天晚上，9只野黄羊变成了全师600多人的“盛宴”。
没有盐，没有孜然，更没有十三香，就是白水煮肉和火烤。
平均分下来，每个人只能吃到一两口，甚至很多人只能喝到一点带着腥味的肉汤。
但这顿饭，被很多幸存的老红军念叨了一辈子。
不仅仅是因为肉香，更是因为那两只缺席的羊。
大家一边喝汤，一边议论，却没听到一个人抱怨少吃了两口肉。
相反，一种微妙的情绪在队伍里蔓延：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是走到哪里抢到哪里的土匪，我们是有底线、有希望的队伍。
说来也巧，就像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回应一样，吃完这顿饭仅仅两天后，红91师就奇迹般地走出了那片似乎永远走不到头的草地。
后来有人在回忆录里写，战士们甚至远远地看见过一只小羊在山坡上奔跑，大家愿意相信，那就是被放走的那一只。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神剧里那种高不可攀的英雄形象，而是一群有血有肉、会饿会痛，但在生死关头依然选择善良的凡人。
这其实就是红军能赢的根本原因。
你想想，一支连对野兽都怀有恻隐之心的队伍，对老百姓能差吗？
这种“仁义”，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这群人在极限状态下的下意识选择。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朴素善意，有时候比钢铁纪律还要硬，它才是这支队伍真正的脊梁。
那两只被放走的野黄羊，就像是一个隐喻：即便身处黑暗的泥沼，也要给未来留下一线生机。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哪怕过了这么多年，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时，依然会被这些细节打动。
因为在那个残酷的年代，他们守住的不仅仅是纪律，更是我们民族性格里最温热的那一部分。
1991年，老红军宋国仕在老家去世，享年78岁，走得很安详。
参考资料：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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