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那几声枪响，直接把陈宝仓的人生定格在了50岁。
说起来挺讽刺的，这位中将高参为了核对这几组炮位坐标，硬是把原本能活命的船票，换成了通往刑场的单程票。
几个月前他还跟儿子扯谎，说去香港陪他玩玩具车，结果呢，这句谎言成了他留给这世间最后的温柔。
在那样的乱世里，活下去是一种本能，但选择去死，是一种信仰。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得回溯到1949年冬天。
那时候的台北，气氛压抑得像个马上要炸的高压锅。
国民党败退过去后，整个岛上都弥漫着一股子绝望和疯狂混合的味道，特务跟闻见血腥味的鲨鱼似的，满大街抓人。
陈宝仓是国防部中将，在军界混了大半辈子，他比谁都清楚这局面有多凶险。
按理说，凭他的级别和人脉，搞几张去美国的机票，或者哪怕去南洋躲躲，也就是分分钟的事。
那时候多少达官显贵都在忙着转移资产、送老婆孩子出国，这就是当时所谓的“聪明人”做法。
可陈宝仓偏偏是个“傻子”。
12月中旬，外头报纸上天天登着“抓获匪谍”的消息，看得人心惊肉跳。
他没想着给自己留后路，反而跑去联系了英商怡和洋行的经理顾伯诚。
两人是老交情，但他这次不求财也不求官，就为了求几个“商业考察团家属”的名额。
这一招确实高，借着英商的壳子，能避开基隆港特务那像筛子一样的盘查。
那天晚上，家里气氛估计比坟地还沉重。
陈宝仓把家底——几根金条分成了两份，硬塞给媳妇，让她去香港隐姓埋名，别露富，找个清静地儿待着。
死活拽着他不撒手，问能不能一块走。
陈宝仓指着桌上那一堆还没处理完的海防图纸，摇了摇头。
他很清楚，自己是吴石将军在这个棋盘上最重要的一颗棋子，他一走，整个情报网就瞎了一只眼。
1950年1月12日一大早，天还没亮透，陈宝仓就把家人送走了。
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怂的一次，连码头都没敢去。
毕竟他那张脸在国防部太显眼，一旦露面，特务顺藤摸瓜，老婆孩子谁都走不了。
他就像个做贼的，躲在远处的一条巷子口，眼巴巴看着客轮拉响汽笛，看着那一船的牵挂慢慢消失在海平线上。
确认家人安全离境的那一刻，他转身回了办公室，这一转身，就把生与死彻底隔开了。
从那之后，陈宝仓在台北的日子，基本就是在刀尖上跳舞。
送走家人看似没了后顾之忧，但危险系数直接翻了十倍。
他和吴石的接头变得越来越难，以前还能在茶馆喝个茶聊两句，后来不得不搞得跟谍战大片似的——出门得换两套衣服，绕过三个街区，还得利用百货公司的双向门甩掉身后的“尾巴”。
那种精神压力，换个心理素质差点的，估计早崩愧了。
到了2月中旬，局势已经烂到家了。
陈宝仓发现家门口总有陌生男人在那晃悠，这些人也懒得装了，就是明目张胆地监视。
在国防部上班，同事看他的眼神都躲躲闪闪的，像躲瘟神一样。
这时候，连吴石都觉得不能再拖了，私下劝他先撤去香港，情报的事以后再说。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逃生机会，以吴石当时的身份，安排条渔船偷渡并不难。
结果陈宝仓给拒绝了。
据说他当时蹲在阴暗的角落里，只说了一句特别硬气的话：最后的炮位坐标还没核对完，现在走，前面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这话听着简单，但分量太重。
为了这几个坐标，他把自己当成了一枚死钉子，死死钉在了最危险的地方。
在生死的算术题面前，他把生存的概率算成了零，把战友的存活率算到了最大。
悲剧这东西，往往来得特别快。
1950年3月1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那是真的软骨头，被抓后彻底叛变，把整个地下党组织卖了个底朝天。
3月3日，报纸头版一登出来，吴石将军就被捕了。
这时候陈宝仓其实还有最后那么一丝生机，吴石的老部下曾冒死联系他，说还能安排船走。
陈宝仓就问了一句：“接收情报的人安全吗？”
一听说那边也断了线，他彻底放弃了。
他说得确认情报送出去了，不然走得不安心。
3月29日早上9点，陈宝仓照常穿好军装准备上班。
刚一出门，早就埋伏好的特务一拥而上。
他没反抗，甚至显得有点过于平静，只是回头跟吓傻了的邻居说了句：麻烦带个话，我一切都好。
后来审讯的时候，特务把他那份签了字的《概要》摔在桌上，那是铁证，也是他的勋章。
面对审问，他没像蔡孝乾那样痛哭流涕，也没多废话，就淡淡地说那是他该做的事。
三个月后在马场町刑场，临刑前他往南边——也就是香港的方向看了一眼。
那里有他拼死送走的妻儿，有那个永远兑现不了的承诺。
短短两个半月，他抢在死神前面，把国民党的防御底裤都给扒了下来。
这一别就是四年。
直到1954年，他的骨灰才辗转回到大陆，安葬在八宝山。
历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可能不多，但那两个半月的空白，填满了一个男人最沉重的信仰。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穆玉敏，《潜伏在台湾的红色特工》，北京档案出版社，2010年。
《陈宝仓传》，中华书局，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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