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的老部下‘坚决’将军去！”
邓公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苏联的百万大军正陈兵边境，这个节骨眼上，兰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又空了。谁都能看出来，此时的兰州军区真可谓是内忧外患。
老一辈战将要么谢世，要么伤病缠身；年轻将领倒是有冲劲，可没经历过硬仗，镇不住西北的场子。几个老首长对着花名册翻来翻去，愁得不得了。
就在僵局难破的时候，邓公开口亲自点将“坚决”将军。没人问“坚决”将军是谁，在军界，这个绰号只属于一个人：杜义德。
1912年，杜义德出生在湖北的一个穷苦人家。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只念了8个月私塾就辍学了。
8、9岁给地主放牛，天不亮就得起来，牛吃了路边的庄稼，他就得挨鞭子。15岁那年，他揣着几个窝头跑到武汉，想找条活路，最后进了一家木匠铺当学徒。
学徒的日子依旧是苦得不得了。师傅脾气暴，手里的刨子、凿子是干活的家伙，也是打人的工具。有回，杜义德锯木板时偏了一点点，师傅二话不说，一拳砸在他太阳穴上，他当场就晕了过去。醒来时，一碗凉水泼在脸上，师傅还在骂。
那时候的杜义德，心里憋着一股火。他实在想不通，为啥有人能吃香的喝辣的，有人却只能挨打受饿。
直到大革命的风吹到武汉，街头巷尾都在传红军的消息，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专打土豪劣绅。杜义德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白天在木匠铺拉大锯，晚上就偷偷看进步书籍，字认不全，就找识字的工友念。
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武汉。杜义德没怂，他跑回黄陂老家，拉起了一支100多人的农民赤卫队。锄头、扁担、砍柴刀，就是这群庄稼汉的武器。
反动派恨透了他，抓不到杜义德，就绑走了他的父亲。哪怕敌人严刑拷打，老人硬是没吐露儿子的半点踪迹，最后被活活打死。
噩耗传来时，杜义德正在带着赤卫队打伏击。他攥着枪的手青筋暴起，眼泪砸在枪托上，却没说一句要报仇的话。母亲托人捎来口信：“别冲动，你爹的仇，要靠红军来报！”杜义德把悲痛咽进肚子里。
1929年，他带着整支赤卫队加入了红军，正式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刚刚进入红军，杜义德就显露出了打仗的天赋。他不怕死，敢冲锋，夜里摸黑赶路都不用看指南针。战友们都叫他“夜老虎”。
在红四方面军，杜义德的“坚决”脾气就已经露头了。那时候他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政委，跟着大部队强渡嘉陵江。部队要过浮桥，偏偏王近山的战马受了惊，死活不肯上桥。后面追兵的枪声越来越近，整个部队都被堵在了江边。
王近山是出了名的“王疯子”，爱马如命，谁敢动他的马，他能跟人拼命。眼看部队要被包饺子，杜义德二话不说，掏出手枪对准马头就是两枪。战马应声倒地，他喊了一声“快过！”，战士们才冲过浮桥。
王近山当时就红了眼，拔出枪指着杜义德：“你敢杀我的马！”杜义德梗着脖子：“总指挥说了，骡马辎重不准上桥！耽误了渡江，你担得起责任？”
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徐向前总指挥赶来，狠狠批评了王近山。也就是这次冲突，让两个暴脾气的人成了生死之交。
后来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王近山当司令，杜义德当政委，一个敢打，一个敢断，成了刘邓大军里的“黄金搭档”。
抗战爆发后，杜义德被派到冀南军区。冀南是平原，没山没林，鬼子的扫荡来得又凶又狠。1942年，冈村宁次调集一万多日伪军，搞了个“铁壁大合围”，想把冀南军区一锅端。
那天，杜义德带着部队被围在十二里庄。鬼子的炮弹像下雨一样砸下来，一颗炮弹落在他的战马旁边，战马当场被炸死，一块弹片钻进了他的左大腿内侧，血瞬间就染红了军裤。
警卫员要背他下去包扎，杜义德却一把推开了对方，自己伸手把弹片拔了出来，撕下一块衣服裹住伤口，又拎着枪冲回了前线。这场仗打完，杜义德的腿上多了一道疤，也就此多了个名声：打仗不要命的硬骨头。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杜义德的“坚决”更是成了招牌。1946年的定陶战役，刘邓大军面对的是三倍于己的敌人。蒋介石的嫡系第三师装备精良，师长赵锡田狂得没边，扬言要把刘伯承赶到太行山上去。
杜义德和王近山主动请缨：“把牵赵锡田的任务交给我们！要是六纵打得只剩一个团，我就当团政委；只剩一个连，我就当指导员！”
这不是吹牛。在定陶以西的大杨湖，六纵的战士们跟敌人拼了3天3夜。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捅；刺刀弯了，就用石头砸。杜义德在指挥所里，嗓子喊哑了，眼睛熬红了，始终没退一步。
最后，赵锡田的第三师被全歼，这位狂妄的中将师长躲在汽车底下装军械主任，还是被战士们揪了出来。当他被带到杜义德面前时，看着眼前这个穿着破军装、眼神锐利的男人，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1947年，杜义德带着部队打下了汤阴城。城里守着的，是大名鼎鼎的盗墓贼军阀孙殿英。孙殿英把城墙修得固若金汤，还扬言“汤阴城就是铁打的，共军休想进来”。
杜义德偏不信这个邪。他不硬攻，而是让战士们挖地道，白天挖，晚上挖，硬是在城墙下挖出了一条千米长的地道。攻城那天，炸药一响，城墙塌了个大口子。杜义德带着部队冲进去，活捉了孙殿英。
刘伯承元帅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义德啊，你真是军政双全，既能带兵打仗，又能搞政治工作！”
从那以后，“杜坚决”的名号，就在全军传开了。
新中国成立后，杜义德的脚步没停。抗美援朝战场上，他带着部队在上甘岭跟敌人血战；和平年代，他又投身海军建设，一干就是十几年。
谁也没想到，1980年的一个电话，把他从海军副政委的位置上，调到了西北的兰州军区。接到调令时，杜义德愣了。
他在海军待了这么多年，对军舰、对海洋熟门熟路，可陆军的战术、西北的地形，他已经有些生疏了。更让他犹豫的是，兰州军区的政委是肖华上将，而他自己，只是个中将。
一个中将，去指挥一个上将政委？这在军界，可是件破天荒的事。
杜义德去找中央首长，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首长听了，摆摆手说：“你是‘杜坚决’，我信得过你。肖华是个顾全大局的人，你们俩搭档，错不了。西北的大门，需要你这样的人来守。”
话说到这份上，杜义德再没二话。他把海军的工作交接清楚，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就往兰州赶。
那年他已经68岁了，头发花白，可腰杆挺得笔直。到了兰州军区，他没先去办公室，而是带着警卫员，一头扎进了边防哨所。
西北的风沙大，吹得人眼都睁不开。杜义德踩着戈壁滩的碎石一个哨所一个哨所地看。战士们住的营房漏风，喝的水是苦咸的，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回到军区，他立刻召集干部开会：“边防站必须修！战士们在前线守国门，不能让他们受委屈！”
选址、画图、施工，杜义德都要亲自过问。他带着工程队，在边境线上跑了几十天，哪里地势险要，哪里适合建站，他都摸得一清二楚。
那些日子里，杜义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深夜才回到营房。有人劝他：“老将军，您年纪大了，歇一歇吧。”他摆摆手：“苏联的坦克还在边境呢，我歇得住吗？”
在杜义德的主持下，一座座边防站拔地而起。哨所的营房换上了新门窗，战士们喝上了干净的水，边境的巡逻路线也重新规划得更合理。苏联的侦察机在天上转了几圈，看到中国边防军的部署越来越严密，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他在兰州军区只待了2年多，却把西北的边防筑牢了。这2年里，他没打过一场仗，却比打仗还要累，他用自己的“坚决”，稳住了西北的局势，让那条漫长的国境线，成了敌人越不过的铜墙铁壁。
1982年，杜义德从兰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临走那天，他又去了一趟边防站。战士们列队送他，他看着那些年轻的脸庞，笑着说：“我走了，你们要守住国门，别给咱解放军丢脸！”
战士们齐声喊：“请老将军放心！”声音在戈壁滩上回荡，传得很远很远。
2009年9月5日，97岁的杜义德老将军在北京逝世。他走得很安详，这个累了一辈子的老人，终于可以歇一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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