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死草民,算死同僚,最后把自己算成了没人要的孤魂野鬼。

这就是所谓“聪明人”最荒诞的结局。

1975年4月,这日子口对于周养浩来说,简直比死了还难受。

他手里攥着一张当天的报纸,眼珠子瞪得像要裂开一样。

就在几天前,他还觉着自己是这盘大棋的最后赢家——共产党特赦了他,给足了面子还发了路费,他马上就能去台湾找他的“老长官”领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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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呢?

台湾那边把大门关得死死的,那个他效忠了一辈子的“党国”,直接在那报纸上把他当皮球一样踢了出来。

这就像是一个给你画了一辈子饼的老板,在你退休那天不仅没给退休金,还让保安把你扔出了大门。

这大概就是历史上最响亮的一记耳光,打在了所有投机分子的脸上。

咱们把带子往回倒,看看这人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活成个笑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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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养浩这人,长得斯斯文文,还是上海法学院的高材生,跟那些满脸横肉的特务不一样,他是典型的“技术流”。

在那个年代,这就是妥妥的精英人设。

可这人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法律在他手里,不是用来维护正义的,是用来整人的工具。

1950年刚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那会儿,这哥们儿还是个暴脾气。

那时候大家都是败军之将,谁也不服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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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军统的老同事沈醉在交代材料里说了实话,把周养浩那点烂事儿都抖搂出来了。

周养浩一听就炸了,抄起一个小板凳就要给沈醉开瓢,那股子狠劲儿,完全就是个亡命徒。

这事儿闹得挺大,当时看守所的那个所长都惊动了。

但周养浩之所以叫“聪明人”,就在于他变脸比翻书还快。

到了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下来,杜聿明、王耀武这些“大佬”都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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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养浩一看,硬抗是没戏了,得换个玩法。

于是,功德林里少了个刺头,多了个“影帝”。

他开始拼命表现,天不亮就起来扫院子,那地扫得比现在的五星级酒店大堂还干净。

开会的时候,他检讨写得那叫一个深刻,声泪俱下,把自己骂得连那地上的蚂蚁都不如。

关键是他文笔好啊,法学院没白上,逻辑严密,用词精准,把管教干部看得一愣一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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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要是放在现在,绝对是职场里的卷王,专门靠PPT和写周报把同事卷死的那种。

可这演技再好,也掩盖不了他骨子里的那股血腥味。

咱们得说说他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干的那点缺德事。

那时候他是息烽的主任,这人脑子灵,搞了一套“以犯治犯”的损招。

他把监狱搞成了现代企业的雏形,还是血汗工厂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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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犯人分等级,想活命?

行,给我干活。

卷烟、做藤椅、烧砖,没日没夜地干。

他甚至还搞了一套现在的“绩效考核”制度。

犯人之间互相监督,谁干得慢了,不用他动手,别的犯人为了那一两张能换饭吃的代用券,就能把那人往死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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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出来的香烟叫“火炬牌”,藤椅也是抢手货,这些东西卖出去的钱,除了稍微打点一下上面,大头全进了周养浩的腰包。

他在那几年,那是赚得盆满钵满,把人命变成了真金白银。

这手段,比那些只会挥鞭子的典狱长高明太多了,也残忍太多了。

如果光是贪财,周养浩顶多算个贪官。

但他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是1949年那场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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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国民党都要完蛋了,蒋介石下了死命令要杀杨虎城。

这活儿谁干?

周养浩接了。

为什么是他?

因为他和杨虎城熟啊,也是老乡,容易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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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他把杨虎城一家从贵州骗到重庆戴公祠。

一路上那是嘘寒问暖,比亲儿子还孝顺。

到了地方,他还假模假样地安排了一桌接风宴。

就在杨虎城将军刚走进屋子,心里的石头刚落地的那一瞬间,特务们的刀子就捅过来了。

最没人性的是,连那个才几岁的“小萝卜头”宋振中,他们都没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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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完人还不算,周养浩这人做事讲究个“干净”。

他让人搬来了早就准备好的硝镪水(强酸),直接泼在尸体上。

他就在旁边看着,脸上一点表情没有,就像是在处理一份过期的文件。

这种极度的理性和冷血,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在他眼里,杀人和在法庭上辩护没什么区别,只要能达到目的,过程再残忍也就是个“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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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良知完全剥离的理性,比单纯的疯狂更让人绝望。

这么个精于算计的人,在功德林里憋了25年,演了25年的戏,为的就是最后能去台湾。

1975年,当特赦令下来,并且允许他们“来去自由”的时候,周养浩觉得自己的春天来了。

他拿着共产党给的一大笔路费——那可是好几千块,在当时是巨款,兴冲冲地跑到香港,准备跨过罗湖桥去对岸领功。

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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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当时的台湾是蒋经国掌权,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对于这帮从大陆回来的“老特务”,那是防贼一样防着。

台湾当局觉得,你们被共产党关了那么多年,脑子肯定被洗了,放你们进来搞统战怎么办?

于是,那边直接发话:想回来可以,先登报骂共产党,签个反共声明,还得有人作保。

周养浩在香港彻底傻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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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不通,自己为“党国”干了那么多脏活,杀人放火都干了,怎么最后成了弃子?

反倒是他眼里的死敌,不仅没杀他,还给他治病,给他自由,给他钱。

这巨大的反差,直接击碎了他那颗高傲的头颅。

在滞留香港的那段时间,他绝望了,最后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不想去台湾了,要去美国。

他在声明里把共产党那一顿夸,说战犯管理所对他怎么怎么好,这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估计也是真心觉得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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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他用尽半生去效忠的阵营,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连扇门都没给他留。

后来,这哥们儿辗转去了美国,投奔他在那边做生意的女儿。

哪怕到了美国,他那日子过得也是提心吊胆,生怕哪天有人来找他算旧账。

他就这么在异国他乡苟延残喘了十几年,看着夕阳西下,不知道脑子里会不会闪过当年在息烽监狱里那些被他榨干的犯人,或者是戴公祠那晚惨死的孩子。

说到底,周养浩这一辈子,把“术”玩到了极致,却在“道”上输得精光。

他以为自己是下棋的人,其实自始至终,他都不过是一枚随时可以被牺牲的棋子。

当他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被抛弃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