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北平城里锣鼓喧天，所有人都在等着那个激动的时刻。
就在这节骨眼上，宋庆龄罕见地为了私事找了毛主席。
她想捞一个人。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全中国老百姓恨得牙痒痒的“头号女汉奸”——陈璧君。
按理说，这种级别的大汉奸，枪毙五分钟都算轻的。
可毛主席看着宋庆龄的面子，给了一个宽大到离谱的条件：只要写份悔过书，承认错了，就可以特赦。
这不就是送分题吗？
只要低个头，就能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大门走出来。
谁知道，当宋庆龄的信和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传到监狱里时，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只冷笑了一声。
她把那份能救命的纸推到一边，硬邦邦地甩出一句话：没什么好悔的，让我写这个，不如直接让我死。
这哪里是坐牢，分明是在演这辈子最后一场为了面子的独角戏。
很多人看不懂陈璧君。
觉得她就是一个跟着坏老公走到黑的傻女人。
其实错了，完全错了。
在汪精卫通往万劫不复的路上，陈璧君从来不是坐在副驾驶看风景的，她才是那个把油门踩进油箱里的疯狂司机。
把时间倒回去四十年。
那时候的陈璧君，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榜一大姐”。
家里是马来西亚巨富，橡胶园多得数不清。
为了追星——也就是追当时号称民国第一美男的汪精卫，她也是拼了老命。
家里不同意？
那就断绝关系。
汪精卫要去北京刺杀摄政王？
她不仅出钱，还跟着去送炸药。
后来汪精卫被抓了，在牢里写那首著名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外面的陈璧君呢，买通狱卒给他送鸡蛋，鸡蛋里藏着情书。
这一套“革命加爱情”的组合拳，把汪精卫那个文艺青年感动得稀里哗啦。
那时候谁能想到，这对让人羡慕的革命侠侣，后来会变成人人喊打的卖国贼。
悲剧的根源，其实早就埋下了。
汪精卫这人吧，才华是有的，但性格那是真的软，做事优柔寡断，典型的文人搞政治——没事找事。
可陈璧君恰恰相反，这女人控制欲强得吓人，而且心眼比针尖还小。
在她的世界观里，逻辑简单粗暴：谁捧我老公，谁就是好人；谁挡我老公的路，谁就是死敌。
特别是蒋介石上位后，陈璧君那是彻底破防了。
她不甘心当“二把手”的夫人，她要让汪精卫当老大。
这种极度扭曲的“护夫狂魔”心态，后来直接演变成了那场巨大的灾难。
最经典，也最讽刺的一幕发声在1935年。
国民党开六中全会，大家正照相呢，刺客孙凤鸣冲出来对着汪精卫就是三枪。
这本来是汪精卫身体垮掉的开始，也是个惨剧。
当时汪精卫倒在血泊里，疼得直哼哼。
换个正常老婆，这时候肯定早就吓哭或是喊医生了。
陈璧君不。
她冲过来，先是跳着脚骂蒋介石搞阴谋，然后转头对着还在流血的汪精卫吼道：你刚强点好不好！
干革命哪有不流血的！
这操作，直接把在场所有人都看傻了。
你品品这话，在她眼里，丈夫的命，好像还没那个“政治造型”值钱。
她不允许汪精卫展示出一丁点软弱，哪怕人都要挂了，也得给她撑住那个“领袖”的架子。
这几颗子弹没要了汪精卫的命，但把他的胆给吓破了。
到了1938年抗战最难的时候，汪精卫开始动摇。
这时候，如果身边有个明白人拉一把，历史可能就变了。
可惜，他身边是陈璧君。
据后来知情人回忆，汪精卫在河内犹豫不决，在那纠结要不要投敌。
陈璧君就在旁边日夜吹风，说什么“与其在重庆受老蒋的气，不如去南京收拾残局”。
说白了，她根本不在乎什么民族大义，也不在乎日本人是不是侵略者，她只在乎能不能让汪精卫摆脱蒋介石的阴影，重新坐上“一把手”的宝座。
哪怕这个宝座是日本人赏的，哪怕这个宝座是用国家尊严换的，她也要坐。
于是，这对曾经的热血青年，就这样手牵手，跳进了那个遗臭万年的火坑。
1946年审判的时候，陈璧君那是真的“硬气”。
站在被告席上，面对法官的质问，她居然能理直气壮地辩解：“蒋介石丢了南京，我们去守南京；蒋介石退到重庆，我们去保全沦陷区的老百姓。
到底谁在卖国？”
这逻辑，简直就是神级诡辩。
听得旁听席上的人目瞪口呆。
她这不是在讲理，是在自我催眠。
她至死都认为自己搞的是“和平运动”，而不是卖国求荣。
说回1949年那一幕。
为什么她死活不写那份悔过书？
因为对于陈璧君这样的人来说，承认错误比死更难受。
一旦动笔写下“悔过”两个字，就等于承认她这后半辈子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算计、所有的“忍辱负重”，全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
就等于承认是她亲手把丈夫推向了深渊，把家族钉在了耻辱柱上。
她的自尊心，早就扭曲成了一块铁板。
她宁愿在监狱里把牢底坐穿，也要维护那个虚妄的“气节”。
与其面对那个不堪的真相，不如就在那个虚幻的梦里死磕到底。
1959年6月17日，陈璧君死在了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医院里，终年67岁。
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亲人，只有冰冷的铁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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