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临终前给聂荣臻写信，请求给前妻一笔钱，他说：我十分抱歉|延安|晋察冀|柏林|白求恩

1938年3月8日，延安的早春寒意尚重。刚抵达没几小时的白求恩拎着帆布包，急匆匆地走向马背岭临时医院，嘴里絮叨一句：“时间要用在手术台上。”谁都没想到，这位49岁的加拿大医生，把脚印深深留在中国大地的同时，也把一段缠绵而又曲折的婚姻写进了晋察冀前线的硝烟。

白求恩出生于1890年3月，家境清寒，却天资聪颖。24岁取得多伦多大学医科毕业证，26岁拿到医学博士，32岁荣获爱丁堡皇家医学会奖金，一步步摆脱贫苦的束缚。这个“出身草根”的标签，让他尤其在意责任二字——对病人、对战友，也对那个名叫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的英国姑娘。

1923年秋，爱丁堡的微雨中，两人偶然相遇，20天的相处点燃了一见钟情。那年她22岁，白求恩33岁。翌年夏天，弗朗西丝无视家人的劝阻，和他在伦敦完成婚礼。她掏出全部积蓄，送丈夫去巴黎、柏林开阔眼界，梦想着未来一起开诊所。学成归来，底特律的小公寓里诊疗声不断，连邻居都夸“这对夫妻像蜜一样甜”。

好景却被病魔撕裂。1927年秋，白求恩确诊肺结核。彼时结核依旧高致死，白求恩担忧连累妻子，与她争执：“离婚，别浪费你的青春。”弗朗西丝泪眼摇头：“我只想陪你。”终因他的固执，两人签下离婚协议。离别后的白求恩在美国特鲁多疗养院冒险自施“人工气胸疗法”，一年后奇迹痊愈，也因此在外科领域声名大噪。

疾病战胜了，感情却愈发炽热。1929年秋，他在蒙特利尔街头重逢弗朗西丝，两人复婚。此后白求恩全情投入科研，常常深夜对着标本、器械废寝忘食。餐桌上只剩一截人体肠子那天，弗朗西丝的忍耐达到极限——“肉菜在哪？”　“别碰，那是重要标本。”矛盾从厨房蔓延到心底。1933年3月，他们第二次离婚，原因不是背叛，而是对未来的理解渐行渐远。

自此，白求恩把精力全部倾注在公众事业。1935年11月，他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6年在西班牙内战前线进行短暂观摩；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决心来华。出发前，他敲开前妻家门，只说一句：“有战火需要医生。”弗朗西丝望着他，沉默许久，轻轻道：“祝你平安。”那是她对这一段感情最后的祝福。

1938年春到1939年秋，晋察冀的山沟沟里，总能看到白求恩和伤员同睡一炕。缺药时，他把自制盐水当输液；缺麻醉剂时，用口含乙醚棉球维持止痛。有人劝他多休息，他摆手：“只要兵流血，手术台就不能空。”一份又一份手术记录塞满木箱，他却常把另一只箱子锁得更紧，里面是弗朗西丝的来信。夜深，他对助手说过一句俏皮话：“等战事稍缓，我想把她骗到中国来。”

然而局势不给他机会。1939年10月，日军大规模“冬季扫荡”来势汹汹，医疗队跟随部队昼夜转移。11月1日，为抢救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织炎的伤员，他摘掉已经破损的橡胶手套，坚持开刀。刀尖划破左手中指，丹毒菌顺势而入。三天后指尖化脓，他自己切开引流，仍止不住感染蔓延。11月10日夜，病情转为脓毒败血症。

11日深夜，他对护士轻声道：“纸、笔。”灯下，他颤抖着写给聂荣臻司令员一封遗嘱，只留下简短几行——请求转函给加拿大多伦多威灵顿街10号的蒂姆·布克，以及国际援华委员会，要他们“拨一笔生活费给离婚妻子弗朗西丝，分期也可。告诉她，我十分抱歉，但在这里工作令我快乐”。写到这里，他停顿片刻，自嘲地笑了：“职责太多，亏欠也多。”

1939年11月12日5时20分，黄石口村的煤油灯渐暗。白求恩停止呼吸，享年49岁。聂荣臻赶到时，遗书就放在枕边，信纸上墨迹尚未完全干透。几日后，军区按照遗愿，托人辗转将函件送往加拿大，也在八路军机关刊物上刊登了白求恩遗嘱，公开他的最后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