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国刚成立的喜庆气息仍在街头巷尾。此时的南京路上，27岁的陈伟达正带着护卫巡查，他不曾想，数十年后自己的家族会因儿子陈同海而陷入舆论漩涡。故事得从这里说起，时间线随之展开。
1937年冬，淞沪会战硝烟尚未散去。赴沪联络的陈伟达被地下党安排进入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团体，与刘峰等人组织救护队、宣传队。凭借果敢，他迅速成为骨干。翌年8月，他被派往苏北开辟武装工作；两年内，苏北根据地的工人武装由零到数千人。1943年秋，他奉粟裕之命全面整顿保卫系统，“务必把特务堵在门外”。一句嘱托，奠定了他日后在政法战线的地位。
抗战胜利后，上海起义计划因形势变化被中央叫停。陈伟达随即投入解放战争，先后参与宿北、淮海两大战役。1950年，41岁的他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不到十年又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政声清廉，这是彼时干部对他的共同评价，也是家族日后“对比刺痛”的伏笔。
1948年9月，陈同海在山东惠民出生。父亲忙于工作，他更多由母亲抚养。1966年高中毕业，他抱着对工业的兴趣申请去炼油厂当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他未参加，理由简单：“在车间磨炼更实在。”同事回忆他“脑子活、说一不二”，颇有主见。
1983年，35岁的陈同海调入镇海炼化。镇海正谋求突破原油瓶颈，他多方协调，从香港购得关键设备，让年加工能力翻倍。一位老工程师后来感叹，“那笔采购，要是没他的胆识，真悬”。此役过后，他在石化系统声望大增。
1986年底，他奉命离开镇海，转任宁波市委常委，分管经济建设。宁波提出“多点突围”，陈同海跑部委、找银行，配套码头、仓储，一条沿海产业链雏形初现。那时的他低调务实，甚至自嘲“还没学会穿西装”。
旋转门在1998年出现。50岁的他重回石化系统，出任中石化副总经理。仅五年，便扶正为董事长，成为央企“最年轻掌门人”。权力与资源瞬间叠加，一些老同事隐约觉得不妙。有人提醒他“国企钱不是私人腰包”，他笑着回答：“放心，量大管得住。”
公开资料显示，2003—2006年间，他的公务招待费平均每日超4万元。陈同海在内部会上曾说：“一年利税两千亿，几百万花出去，九牛一毛。”这句豪言替他拉开了跌落序幕。
2001年，他与时任青岛市市长杜世成接触，商议“大炼油”项目。土地划拨、资金拆借、房地产合作，利益层层嵌套。2006年，杜世成案爆出资金去向异常，调查组循线找到中石化。陈同海听风后，递交书面检查，同时私下转移资产。“抓紧，把那笔款先过桥。”据知情人回忆，他在电话里只说了这短短一句。
2007年6月，中央纪委正式立案。8月，陈同海被带走审查。讯问中，他神情木然，只在翻阅账目时轻声说：“数字不会说谎。”最终确认，受贿1.9亿余元，另有大额资产来源不明。
2009年7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他面色平静，看向律师：“不上诉。”家属愕然，劝说无果。十天法定期限，他未提交任何材料。按刑法，若两年内无新罪，表现良好，可减为无期或二十年。
判决公布后，多数媒体质疑量刑过轻。法院通报指出：其一，全部赃款已退；其二，主动供述其他人犯罪线索；其三，认罪态度诚恳。量刑裁量基准因此出现缓刑空间。
对比父亲戎马一生的清正，陈同海的结局格外讽刺。天津老干部局一位工作人员曾感叹：“老书记那股正气，真没想到传不到下一代。”事件给革命家庭蒙上阴影，也再次敲响当代国企监督体系的警钟。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间，有关部门公布陈同海减刑信息：因确有悔改表现，刑期减至二十年零三个月，刑期自2007年算起。消息一出，舆论波澜不大，似乎尘埃已落。可不少业内人士仍记得，他曾在年会舞台上高呼“不会花钱就不会挣钱”的场景，那是豪气，也是危险信号。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的警示能早一点触及他的心，局面或许不同。然而历史不会假设，它只记录事实。从1937年的上海街头，到2009年的法庭宣判，父与子的人生轨迹在同一时代交错，却在不同价值观中分岔。时代洪流推着人向前，底线却始终摆在那里——一旦越界，回头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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