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宁西部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每当节庆时分,蒙古勒津草原的村落里总会响起悠扬的短调歌声。四胡的旋律穿梭于土墙茅草屋之间,汉语歌词里流淌着马奶酒的醇香与农耕生活的烟火气——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阜新东蒙短调民歌”,一部用音符书写的蒙汉文化交融史。

三百年的文化变迁

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的根系深扎于17世纪的蒙古勒津地区。据《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志》记载,1637年,土默特右旗旗主善巴率部迁居至此,蒙古先民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转向半农半牧,最终定居农耕。生产方式的转变催生了艺术形式的革新:草原长调中辽阔的“乌日汀哆”逐渐凝练为适应农耕生活节奏的短调“宝古尼哆”,歌词从歌颂草原星空转向描写土墙、农田与村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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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音乐形态的蜕变并非孤立。明末清初,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辽西北部,蒙汉杂居的社会环境中,蒙古族歌手开始用汉语演唱,同时吸收汉族民歌的叠字、押韵技法。如经典曲目《送亲歌》中“马鞍上的红绸子飘啊飘”的叠字运用,既保留了蒙古族民歌的抒情特质,又融入了汉语诗歌的韵律美。至清代中叶,阜新东蒙短调民歌正式形成“篇幅短小、节奏齐整、汉语演唱”的独特风格,成为中国北方民族文化融合的鲜活标本。

多元题材里的生活图景

阜新东蒙短调民歌以350余首的庞大体量,构建起蒙古勒津地区的声音博物馆,其题材之丰富,堪称一部“农耕时代蒙古族生活的百科全书”。例如,在婚礼的酒桌上,《四季歌》用“春季里花开蝴蝶飞”的比兴,将敬酒礼仪唱成流动的诗;祭火仪式中,《祭火歌》传递着草原民族对自然的敬畏;而《六十三》《海龙》等赞颂歌,则以真人真事为蓝本,讲述蒙古族英雄保家卫国的传奇,并与农耕生活的坚韧形成奇妙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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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歌更是短调民歌中的璀璨明珠。《云良》以“思念你好悲伤”的直白表达,来抒发创作者的感情,《打雅波尔》则用“马鞭甩碎三更月”的意象,将草原儿女的爱情故事唱得荡气回肠。同时,这类情歌常融入农耕元素,将爱情与节气、农事巧妙勾连,形成区别于草原长调的独特审美。

此外,玛尼歌、训喻歌、儿歌等题材也各具特色,这些歌曲如同散落的珍珠,串起蒙古勒津人从出生到终老的生命历程。

独特的音乐美学建构

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的音乐结构暗藏精妙的文化基因。其旋律多以宫、徵调式为主,极少使用“4”“7”音,形成明亮平和的调性色彩,恰似辽西北平原开阔坦荡的地貌。四胡、马头琴与扬琴的伴奏组合,既保留了蒙古族弓弦乐器的呜咽质感,又通过扬琴的清脆音色增添了农耕文化的明快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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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结构尤见匠心。多采用“四行一节、两节一单元”的复沓形式,如《祭火歌》中“圣火燃起照四方,蒙古勒津福气长”的章节重叠,既便于记忆传唱,又暗合农耕社会“春种秋收”的循环哲学。音韵安排上,每行首音要求“声韵同构”,如“天上的风吹过草原”中天与风的舌尖音呼应,形成汉语诗歌罕见的音韵回环之美,堪称蒙汉语言艺术融合的典范。

非遗保护下的文化突围

20世纪末,阜新东蒙短调民歌陷入传承危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会唱传统短调的民间艺人年均超过70岁,300多个蒙古族村屯中,能完整演唱5首以上曲目的歌手已不足百人。更严峻的是母语流失——年轻一代多使用汉语交流,对蒙语歌词的文化内涵理解渐浅,导致“唱词不知意”的传承断层。

2008年,阜新东蒙短调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保护工作注入强心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化体育旅游服务中心作为保护单位,构建起“传承人培训+校园传承+活态展演”的立体保护体系:国家级传承人韩梅等开设10期培训班,培养学员300余名,包玲玲、李军等青年歌手崭露头角;《东蒙短调民歌教程》走进当地中小学课堂,让孩子们在音乐课上学唱《月香》《海棠白棠》;上海世博会、俄罗斯“中国文化节”等舞台上,阜新东蒙短调民歌《诺恩吉雅》等经典曲目亮相,完成从村落小巷到国际舞台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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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保护单位评估合格的公示,标志着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的保护机制走向成熟。如今,阜新东蒙短调民歌与现代音乐元素碰撞出新的火花,《万里》等传统曲目被改编为融合爵士、民谣的新形态,吸引新世代听众驻足。

从蒙古勒津草原的茅草屋到国家级非遗的殿堂,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用三百年的时光,完成了从生活实用艺术到文化遗产的升华。当四胡再次奏响《送亲歌》的旋律,那不仅是蒙古族的音乐记忆,更是北方民族文化交融的有声见证。在非遗保护的时代语境下,这部“农耕文明的音乐活化石”正以新的生命力,向世界诉说着蒙汉人民共同书写的文化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