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便是最具代表性的罪名之一，该罪名自确立以来，曾两次险些出现定罪案例，最终却均因特殊情况未能落地，始终保持着无定罪记录的状态。
2021年2月20日，东海航空一架由南通飞往西安的航班上，就上演了险些触犯该罪名的闹剧。航班飞行途中，机长突发尿急急需使用卫生间，按规定将驾驶权移交副驾驶后，要求乘务长即刻清空靠近驾驶舱的厕所，并用餐车封锁旅客入厕通道。
但机长未按流程确认指令执行情况，离舱后才发现前舱卫生间被乘客占用，根源是乘务长未落实好相关安排。情急之下，机长与乘务长爆发激烈口角，随即升级为肢体冲突，冲突中一人手部骨折，另一人门牙被打掉半颗。
机舱内的乘客目睹这一幕，陷入极度恐慌，所幸航班最终平稳降落西安。事发后，西安警方以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对二人立案侦查，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情后，认定二人互殴系情绪失控所致，并非主观故意危害飞行安全，且未造成严重后果，最终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这起事件也成为该罪名最接近定罪的案例。
另一宗险些定罪的案件发生在2015年，深圳航空一架台州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乘客翟金顺在万米高空实施危险犯罪行为。
翟金顺曾有服刑记录，又背负近百万网贷债务，疑似因报复社会，在航班上掏出打火机点燃报纸企图纵火，还持20厘米长的匕首划伤数名乘客，后被机组人员与乘客合力制服。
航班落地打开紧急逃生通道疏散乘客时，翟金顺趁乱从出口跳下，当场摔成脑死亡，后续经抢救无效离世。依据我国刑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死亡的，司法机关需作出不予立案、撤回起诉或终止审理的决定，且未经法院审判不得认定任何人有罪，翟金顺的离世，让这起涉嫌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的案件就此终止，该罪名也再度错失定罪先例。
隐瞒、谎报军情罪同样是设立后无人触犯的罪名，这一罪名量刑极重，最高可判处死刑，其适用场景严格限定在战时军事行动中，要求行为人故意隐瞒、谎报军情，进而造成作战失利等严重后果。
我国第一部刑法于1980年1月1日正式施行，彼时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主要战斗已结束，后续持续十年的两山轮战期间，全军军纪严明、信息传递规范，始终未出现此类犯罪行为，该罪名也因此一直处于无实际定罪的状态。
网传破坏界碑、界桩罪从未有人触犯，实则这一说法并不准确，该罪名在现实中已有明确的定罪案例。1989年，云南耿马县村民周某某在劳作时，用铁镐挖出一处界碑，打算带回家自用，被本村民兵队长发现后当场处以50元罚款。
在当时，50元属于数额不小的处罚，周某某对此怀恨在心，短时间内又用铁镐接连挖出并损毁本县境内四块界碑，其行为已涉嫌破坏界碑、界桩罪，很快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接受了相应的法律制裁。
刑法中这些特殊罪名的存在，既体现出法律体系对各类潜在危害行为的全面规制，也从侧面反映出不同时代背景下，社会生活与犯罪行为的发展变化。
部分罪名因现实条件限制始终未出现定罪案例，却依然具备重要的法律意义，能够对相关危险行为形成震慑，而那些曾出现涉案情形却未定罪的案例，也让司法实践对罪名构成要件的界定更加精准，让法律适用更贴合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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