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2日，哈尔滨马家沟河的冰面刚化了层薄壳。
几个渔民凿冰捕鱼时，发现雪堆里埋着个麻袋。
掀开一看，所有人都僵住了里面蜷着一具遗体，面部被硫酸烧得辨认不出，唯有左手虎口的老茧和缺半截的无名指，是抗联老兵都熟悉的记号。
这是李兆麟，刚从密林中走出来的东北抗联名将，松江省副省长。
他失踪了整整72小时。
而他留下的最后线索，是秘书李桂林手里那张纸，上面只有13个字：“水道街9号，孙格龄，情报。”
信任里藏着的暗杀圈套
李兆麟这辈子，跟日军拼过无数次命，没栽在战场上，却栽在了一个女人的圈套里。
这个女人叫孙格龄，27岁，伪满特高课出身，军统代号“柳芭”。
她伪装成白俄流亡贵族的女儿，说父亲是曾救过抗联的“红色牧师”。
这身份戳中了李兆麟的软肋。
1938年他被日军追得走投无路，确实是一位白俄牧师把他藏在教堂地窖里才脱险。
孙格龄摸准了这一点，提前半年就在哈尔滨布局，今天帮抗联家属挑水，明天给伤员送药，慢慢混进了“自己人”的圈子。
3月8日下午，李兆麟在中苏友协主持完三八节联欢会，突然拉着秘书到窗边。
他声音压得很低：“下午我要是没回来，就把桌上那页纸交给市委。”
当时没人懂这话的分量，直到他没按时出现，李桂林掏出那张写着13字的纸，大家才慌了神。
出事前一天傍晚，孙格龄给友协打了通急电。
她声音带着哭腔：“李省长，您答应给我写的证明还没弄好，没有这个，我抚恤金都领不到。”
李兆麟记着这茬，当即答应第二天下午去水道街9号。
那地方挂着“东北青年协进会”的牌子，谁也不知道是军统的秘密据点。
3月9日下午3点半，意外先来了。
李兆麟的黑色吉斯轿车刚开到离据点200米处，突然抛锚。
警卫员钻到车底修车，他看了眼手表，说“我先过去，你修好车就来”。
枪被他留在了坐垫上，公文包里只有给孙格龄的证明，还有一本翻旧了的《论持久战》。
房间里烧着松木壁炉，孙格龄穿件墨绿色旗袍，胸前别着金十字架。
她端来杯热茶，李兆麟抿了一口，眉头皱了皱：“怎么是咸的？”“放了点俄式矿盐，暖胃。”
孙格龄笑着答，右手无名指在杯沿轻轻一弹。
这一下，是暗号。
壁柜里瞬间窜出两个持匕首的人，高庆山和孟庆云。
李兆麟反应极快，一把抡起木椅砸向灯泡。
房间顿时漆黑，他凭着记忆摸向门口，却被身后冲来的第三个人死死抱住。
七刀，刀刀致命，最后一刀从第六肋间扎进心脏。
本来想这是李兆麟的大意，后来发现不是。
抗联在密林中打了十几年仗，靠的就是百姓和同情者的帮衬。
这种信任刻进了骨子里，他怎么也想不到，和平年代的“求助者”，会是淬毒的尖刀。
民心是最亮的探照灯
李兆麟没回来的消息，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哈尔滨的心里。
3月9日傍晚6点，李桂林跑到市委报案，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当即调来了苏军巡逻队。
不到一小时，上千市民自发加入搜寻，中央大街上的商铺全关了门，大家举着马灯，挨家挨户地问。
线索是从一颗纽扣开始的。
3月10日清晨，清洁工在水道街9号地下室拖地时，发现墙角有未干的血迹。
顺着血迹往锅炉房找，煤堆里埋着颗呢子大衣纽扣，上面刻着个“李”字那是李兆麟常穿的苏军呢子大衣上的配饰。
锅炉工被带到公安局时，腿都软了。
他说3月9日夜里11点，两个男人抬来个毯子包的东西，扔进锅炉烧。
火太小烧不透，又拖出来装进麻袋，塞进了一辆三轮车。
“我不敢问，就看见毯子角渗血，红得发黑。”
3月11日一整天，搜寻队沿着三轮车可能走的路线排查。
松花江边的渔民、拉黄包车的师傅、街角的修鞋匠，都成了眼线。
有个菜农说，凌晨看见两个男人抬着麻袋往马家沟河去，“雪地上有血印，麻袋沉得很，两人换着抬”。
3月12日中午，阳光把冰面晒得有点粘脚。
渔民在河湾的雪堆里发现了那个麻袋。
遗体被抬出来时，面部已经模糊，但妻子金伯文只看了一眼左手，就瘫坐在冰上。
1939年一次伏击战里，李兆麟为了夺日军的机枪，左手虎口被刺刀划开，留下厚厚的老茧；无名指也被打断半截，一直没接好。
“是他，是兆麟。”
金伯文抱着遗体哭到失声，6岁的儿子李立攥着父亲留下的那张纸，泪水把“孙格龄”三个字泡得发皱。
3月24日的公祭，成了哈尔滨全城的哀悼。
灵车从中苏友协出发，沿中央大街往道里公园走。
十万民众站在路边，商铺的旗子全降了半旗，卖包子的老汉把刚蒸好的馒头放在灵前，说“兆麟大哥，吃口热的再走”。
苏军士兵持枪跪在灵车两侧，钢盔上的雪都没顾上拍。
那天，谁都没注意到，台湾基隆港的一艘美国货船上，一个围着头巾的女人正回头望海峡。
孙格龄的护照上写着“王若兰”，她嘴角挂着笑，却不敢看东北的方向。
逃得掉天涯，逃不掉良心
李兆麟的案子，成了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后的头等大事。
1946年4月28日，通缉令贴满了大街小巷，上面列着所有凶手的名字。
最先落网的是高庆山和孟庆云。
这两个杀手没敢跑远，躲在城郊的破庙里，被村民举报后抓了现行。
公审大会开在道里公园，台下全是攥着拳头的百姓。
宣判死刑时，掌声和骂声混在一起，子弹穿透他们身体时，有人喊“给兆麟将军报仇了”。
主谋之一的张渤生，跑到了苏联境内，以为能躲一辈子。
1956年，中苏达成引渡协议，他被押回哈尔滨。
法院判了死缓，后来改判无期，最终死在牢里。
据狱友回忆，他夜里总做噩梦，喊“李将军饶命”。
军统滨江本组组长余秀豪，1948年逃到了台湾。
他没敢再碰特务的活儿，跑去做生意，却赔得一塌糊涂。
1963年，有人在台北的出租屋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桌上放着瓶氰化钾，旁边堆着催债单。
死的时候，他口袋里还揣着李兆麟的照片，不知道是怕还是恨。
最让人唏嘘的是孙格龄。
1949年，她跟着国民党空军撤到台湾，后来又跑到香港、日本。
她不敢用真名，靠给驻日美军当临时翻译混口饭吃。
日军留下的旧公寓里，她一个人住到1992年。
房东发现她去世时，她躺在床上，手里攥着枚金色十字架跟当年诱杀李兆麟时戴的那枚一模一样。
1946年，道里公园改名叫“兆麟公园”。
李兆麟的故事不是尘封的历史，是活在哈尔滨人心里的记忆。
孙格龄们逃了半辈子，最终要么死于非命，要么孤独终老。
而李兆麟，被十万民众记了一辈子，被他守护的土地记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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