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深秋的松嫩平原，飘着细碎的雪粒。
十五个浑身是伤的汉子互相拽着胳膊，在烂泥里一步一挪。
棉衣撕成了布条，伤口结着黑紫色的痂，每走一步都在泥地上留下暗红的印子。
领头的瘦高个左肋缠着脏绷带，右手大拇指缺了一截，他是张瑞麟，东北抗联十二支队的教导员。
就在一个月前，他带的百余人队伍在敖木台被日军包围，这会儿就剩这十五个伤员了。
烂泥里的十五条命，突围后的绝境求生
敖木台这一仗打下来，十二支队算是被打懵了，脊梁骨差点让人敲断。
那天清晨秋雨夹着雪粒，整个屯子泡成了泥沼。
日军借着江堤掩护，用火炮把东西两个屯子犁了一遍又一遍。
三十四大队大队长当场倒下，教导员吴世英重伤。
张瑞麟背着他突围时，一颗炮弹在身旁炸开，吴世英被气浪掀起来，再也没醒过来。
残兵被赶到一片水泡子前，这地方是东北平原雨季积的大水坑，秋天水还齐胸深，底下全是没膝的烂泥。
张瑞麟咬咬牙，带着能动的十几个人跳了进去。
棉衣吸饱水，沉得像绑了铅块，日军在堤上架起机枪，子弹打在水面上溅起一串串血花。
他们连夜蹚了五里地，天亮一数，就剩十八人，没过多久又有三人重伤没撑住，最后只剩十五个。
换做普通人，这会儿早就散伙了，但抗联战士的狠劲就在这。
渔民把他们藏进松花江的苇荡，苇秆比人还高，枯叶像刀片似的。
白天只能躺在草甸子里躲着，日军逼渔民放火烧荒，火借风势往这边卷。
十五个人把脸埋进湿土，心里都憋着劲：再近一步，就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同归于尽。
本来以为这次躲不过去了，没想到火头在半里之外突然转向，硬生生留下一条烧焦的隔离带，也留下了这十五条命。
熬过了苇荡的生死关，这十五个人总算找到个歇脚的地方。
小船把他们送到肇东三站镇外的官泡子，那里有间渔房子，主人刘大爷是个热心肠。
半夜里，刘大爷划船去三站镇，用两条鲤鱼换了一包磺胺粉。
没有纱布，就把自家被单撕成条，煮过盐水晾干了缠伤口。
夜里疼得睡不着，张瑞麟就跟大家唠嗑：十二支队只要还有一个人，番号就还在；只要番号在，就能再拉队伍打回去。
这种绝境下的信念，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烟盒纸定计，三十四人的死灰复燃
养伤的日子过得慢，像被冻住的江面。
第十三天，刘大爷领来个穿老羊皮袄的汉子，是十二支队代理支队长徐泽民。
原来敖木台突围时，还有二十余人被群众藏在地窖、柴垛、洋芋窖里，徐泽民挨村找人，总算把这些散落的火种拢到了一起。
加上张瑞麟这十五人，一共三十四人，长短枪十九条，一半人手里只有扎枪、单刀。
更让人意外的是，日军居然在广播里大肆吹嘘“全歼抗联十二支队”，还把驻肇源的主力调回哈尔滨开“祝捷大会”。
城里就剩二百多伪军和警察，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毫无防备。
如此看来，日军的狂妄反倒给了抗联机会。
徐泽民在渔房子里开了最后一次支委会，桌上摊着一张烟盒纸，用铅笔头画着肇源县城的草图。
他说得干脆：“敌人以为我们死了，我们就死给他们看；然后再活过来，咬断他们的喉咙！”会议定了调子：十一月初七夜，奔袭六十里，打肇源，抢仓库，用敌人的枪炮把十二支队重新喂大。
三十四个人打一座县城，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抗联战士的胆气，从来都不输给任何人。
群众的支持在这时候显得尤为重要。
刘大爷这些普通百姓，还有反日救国会的人，要么帮忙找药，要么提前侦察敌情。
东北抗联能在绝境中撑下来，离不开这种鱼水情。
本来想，就这点兵力和装备，就算打下来也守不住，但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抢物资、扩队伍，这种灵活的战术，确实高明。
雪夜奔袭60里，28分钟的肇源大捷
十一月七日傍晚，天飘起了雨夹雪，落地就结成冰。
三十四个人把草鞋用麻绳绑在布鞋外面，还是一步三滑。
为了防滑，他们在鞋底钉上蒜头大的马蹄铁，走起来“嚓啦嚓啦”响，像催命的锣。
张瑞麟的左肋伤还没长好，每迈一步都像被刀重新划开，他把手枪子弹夹在指缝里，用疼痛提醒自己不能倒下，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夜里十点，队伍摸到了城西南的菜地。
城墙外挖了三丈宽的壕沟，水面结着薄冰。
反日救国会的人事先在沟里打了两根木桩，系上粗绳。
战士们把枪背在背上，双手拽绳，脚蹬冰碴，悄无声息地爬了过去。
冰碴划破棉裤，血顺着裤腿流进鞋里，没人敢哼一声。
这种忍耐力，真的让人佩服，换成我，恐怕早就扛不住了。
县公署院里灯火通明，伪军们刚吃完“祝捷”酒席，歪在炕上打瞌睡。
门口的哨兵抱着枪打盹，被摸哨的战士一把捂住嘴，匕首从肋缝捅进去，一声闷哼就软了。
张瑞麟带人冲进院子，先奔电台室，一梭子子弹把电台打成了蜂窝，断了敌人的联络；再奔军火库，铁锁被枪托砸开，手电光柱照过去，轻重机枪、小炮、三八式步枪一排排码得像柴垛，还有整箱的子弹、罐头、饼干，以及两百多套崭新的鞍具。
枪声一响，伪军们光着脚往外跑，被门口两挺机枪堵了回去。
张瑞麟站在院子中间，用铁皮喇叭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缴枪不杀，想抗日的跟我走！”话音刚落，窗户里就噼里啪啦往外扔枪。
有个伪军连长还在犹豫，被身旁的士兵一枪托砸倒：“还愣啥？老子早就不想给鬼子卖命了！”
整个战斗只持续了二十八分钟，击毙日本参事官以下十九人，俘虏伪军一百三十多，缴获的武器物资堆得像小山。
战士们把仓库里的棉衣、皮帽、皮鞋往身上套，冻裂的脚伸进暖和的毡靴，舒服得直哆嗦。
张瑞麟找到一件鬼子呢子大衣，里子绣着“昭和十五年制”，他笑了笑，把大衣扔给最年轻的战士：“穿上，别冻成冰棍，明天还要赶路。”
天蒙蒙亮，队伍开出肇源南门。
徐泽民下令，把带不走的炮弹、炸药堆在院子里，拉响导火索。
一声巨响，县公署的屋顶被掀上半空，火光照亮了半边天。
被俘的伪军里，愿意抗日的当场发枪，不愿意的发三块大洋放行。
监狱被打开，一百多“政治犯”重获自由，其中二十多个后生当场要求入伍。
队伍出城时，已经扩编到五十六人，多了两挂大车、六挺机枪、两百匹战马。
一夜之间，十二支队从“阵亡”名单里复活，还长出了锋利的牙。
日军“三肇地区剿匪司令”远藤少佐，头天晚上还在举杯庆祝“全歼抗联”，第二天就收到了县城陷落的急电。
据说他当场把酒杯摔得粉碎，下令全线收缩，把分散在乡村的日军全部调回县城，改“讨伐”为“固守”。
抗联的战略空间一下子被撑开，松花江南岸的几十个“集团部落”趁机哗变，伪保甲长连夜跑路，抗日区政府挂牌办公。
撤退路上，张瑞麟的伤口彻底崩裂，血浸透了三层棉衣。
他昏死在马背上，战士们用绳子把他捆在腰上，另一头拴在马鞍上，才没掉下来。
队伍在苇荡里又转了半个月，把带不走的机枪、小炮沉进沼泽，只留下步枪和子弹。
徐泽民把一面崭新的十二支队军旗交到他手里：“老张，只要你在，旗就在。”
1941年春节前，这支只剩四十人的队伍，在绥棱深山里与周保中派来的交通员会合。
军旗重新展开，弹孔累累，却红得耀眼。
张瑞麟后来回忆说：“那面旗是用战友的血染的，只要旗不倒，十二支队就永远不死。”
抗战胜利后有人统计，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斗，牺牲官兵三万余人，平均每天都有七人倒下。
肇源一役，不过是血海中的一朵浪花。
但正是这无数朵浪花，汇成了淹没侵略者的洪流。
张瑞麟和十五个伤员的绝地逃亡、回马一枪，真的让人明白一个道理：战争从来不只是武器与武器的较量，更是意志与意志的比拼。
只要还有一个人站着，民族的脊梁就不会弯；只要还有一口气，抗争的火种就永远不会熄灭。
这种精神，放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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