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昌都尉”考|刘表|太史慈|太守|孙吴|孙权|孙策|建昌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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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昌都尉是汉末孙策分豫章郡而设立特殊郡级行政机构。孙策于建安四年平定豫章郡后，设置建昌都尉，以太史慈为都尉。都尉府先设于建昌县，后迁移至海昏县，建安十一年，孙权以太史慈病亡为契机，撤销建昌都尉，将其重新纳入豫章郡。建昌都尉是汉末军事斗争背景下的产物，各方军阀为控制边郡与重要地区，依汉旧事，分设都尉，将军政合二为一，且以都尉行太守事，突出其军事职能。随着社会稳定，以都尉为主的军事行政系统，难以满足治民理政的需要，这也是后来孙吴将诸部都尉改郡的原因，也是三国时期分置新郡的主要方式。

关键词：豫章郡；建昌都尉；海昏；刘繇；太史慈

建昌都尉是汉末孙吴政权于江西地区设置较为重要的统治行政机构。前人的研究成果，首先是清人洪颐煊《诸史考异》对建昌都尉下辖的六县进行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高敏先生《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一书，在分析孙吴屯田制问题时，怀疑建昌都尉的性质是屯田都尉。胡阿祥先生的《六朝疆域政区研究》一书，在论述孙吴特殊行政区时，认为建昌都尉实质上是豫章郡的西部都尉。而陈健梅《西部都尉考》一文，推测了建昌都尉的撤销时间及其与豫章郡西部都尉之间的关系，但关于建昌都尉仍有不少疑问，值得深入探讨。文章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相关史实，对建昌都尉废置的年代及其原因，都尉下辖区域与都尉府治所变迁，乃至于建昌都尉的性质等问题进行论证。

一、建昌都尉设置原因及年代

关于建昌都尉设置的原因，据《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曰：“刘表从子磐骁勇，数为寇于艾、西安诸县，（孙）策于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县，以慈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诸将拒磐，磐绝迹不复为寇。”以此而言，孙策设立建昌都尉的直接原因，是防止刘磐侵袭豫章郡的艾、西安诸县，但通过考察建安初年豫章郡乃至于整个江东的社会形势，会发现建昌都尉的设置，另有深层次原因。这与汉末豫章郡动荡社会局势有密切联系，这有必要先梳理汉末豫章郡社会发展局势。

汉末豫章郡局势动荡，各方军阀激烈争夺，原汉廷任命的豫章太守周术病卒，袁术为扩大其势力于江东地区，遣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据郡自守。与此同时，汉廷更选朱皓代之，朱皓无力与诸葛玄相争，求救于扬州牧刘繇，刘繇遣丹阳笮融助朱皓之郡，诸葛玄弃郡，奔于西城自保，笮融又杀朱皓据郡。此时刘繇为孙策所驱逐，南奔于豫章，见笮融杀汉官而擅郡，“（刘）繇进讨融，为融所破，更复招合属县，攻破融，融败走入山，为民所杀。”汉廷又遣华歆为豫章郡太守，刘繇也于豫章郡筑城自居，为州牧治所，“刘繇城，在（南昌）县东北三十八里，盖孙策略地于曲阿，攻扬州刺史刘繇，败奔豫章，筑城自保，今人号为刘繇城。”豫章郡于建安初年凡数易郡守，正表明各方军阀对豫章郡争夺激烈，这也是建昌都尉设置的大背景。

汉扬州牧刘繇控制豫章郡，与孙策设置建昌都尉有密切联系，建昌都尉太史慈即为刘繇旧部。刘繇与孙策的关系，成为建昌都尉设置的关键。刘繇字正礼，东莱牟平人，汉末名士，兴平中为扬州牧。汉廷之所以任命刘繇为扬州刺史，本有制衡袁术之意，而扬州刺史治所寿春为袁术所据，刘繇避术而渡江东，居于曲阿，汉廷加繇为牧振武将军，众万余人。孙策秉袁术之命，“东渡破（张）英、（樊）能等，（刘）繇奔丹徒，遂泝江，南保豫章。”到达豫章郡之后，刘繇尚有部曲万余人，诸多中州士人随之。刘繇在豫章郡前后数年，其治绩如何，史无明文，陈寿评价刘繇曰：“藻厉名行，好尚臧否，至于扰攘之时，据万里之土，非其长也。”陈寿认为刘繇并无干才，只是空有虚名的名士。其实这一观点，后人多认同。田余庆先生认为刘繇“本非封疆之才，在江东既无治乱安邦长策，又乏强大后盾，他以儒生外镇只是汉朝风化所被、正朔所行的一种象征。”此论稍有片面之嫌，刘繇早年任青州刺史部从事之时，颇有胆识，“州辟，部济南，济南相中常侍子贪秽不循，繇奏免之。”而刘繇与袁术相争，竭力抗衡“（袁术）自置扬州刺史，与（吴）景、（孙）贲并力攻，莫能等，岁余不下。”可见刘繇还是具有一定军事才能，而刘繇在豫章郡，先驱逐袁术的势力，稳定豫章郡局势，成为汉廷在豫章郡的正统所在，为民所思，“虬领，在（奉新）县东南二十里，半入高安，上有刘繇庙。”宋代江西地区尚有祭祀刘繇的庙宇，可见刘繇在当时豫章郡的影响之大。

刘繇攻败笮融后，不久即病死豫章，这为孙策吞并豫章郡提供了契机，而刘繇部曲欲求当时豫章太守华歆为其主，而华歆以“因时擅命，非人臣所宜”而遣之，部曲无所附，孙策闻之，欲兼并之，孙策言于太史慈曰：

刘牧（即刘繇）往责吾为袁术攻庐江，其意颇猥，理恕不足······丈夫义交，苟有大故，不得不离，孤交求公路及绝之本末如此，今刘繇丧亡，恨不及其生时与共论辩。

孙策此言近于低声下气，言其不得已驱逐刘繇之因，正反应其拉拢太史慈，欲利用太史慈为刘繇旧部这一身份，争取刘繇残部合作，缓和彼此之间局面，从而控制豫章郡，而西上江夏，以报黄祖杀父之仇，进而据长江而自守，以图争霸中原。孙策遣太史慈前往抚慰之，“宣孤意于部曲，部曲乐来者便与俱来，不乐来者且安慰之。”并命太史慈观察豫章郡太守华歆作为及鄱阳、庐陵等地局势，而太史慈还，具言华歆不能制豫章郡，“丹阳僮芝自擅庐陵，诈言被诏书为太守，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华歆）所遣长吏。”但并未言刘繇部曲是否归附孙氏，太史慈豫章之行，首要目的即为招抚刘繇部曲与其同归孙策，太史慈避而不言此行最紧要之事，而言其他，则疑刘繇部曲并未随太史慈归附孙策，那刘繇部曲与孙策之间又存在何种关系哪？

刘繇只是汉末名士，被汉廷任命为扬州刺史之时，并拥未有众多部曲，其避袁术居于曲阿，乃是得吴景、孙贲之力，这点在当时是人所共知的，如王朗与孙策谈及此事即言“刘正礼（繇）昔初临州，未能自达，实赖尊门为先后，用能济江。”尊门即指孙策之舅吴景及其叔父孙贲，而刘繇渡江之后，恐吴景、孙贲为袁术所用，竟能立刻迫逐二人，剥夺其军权，这表明实质上刘繇在渡江前后，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军事集团。其部曲多为江淮之士，刘繇未被任命扬州刺史之前，“潜在淮浦”说明刘繇在江淮地区活动，必招引诸多江淮之士随行。而刘繇抗击袁术、孙策的主要部众即为张英、樊能、于麋等人，其辈部曲众多。“樊能、于麋等复合众，袭夺牛渚屯，（孙）策闻之，还攻破（樊）能等，获男女万余人。”孙策一战能俘获其人部曲男女万余人，可见张英、樊能等人部曲之多，而其拥有如此之多部曲，但其并非为江东世家大族，即可能来源于刘繇在江淮活动时所结识的江淮豪族，受刘繇招诱而渡江，刘繇以其人为心腹，依靠其人部曲而方能驱逐吴景、孙贲二人。孙策渡江之后，“彭城相薛礼、下邳相丹阳笮融，依（刘）繇为盟主。”薛礼、笮融投靠刘繇，当在徐州牧陶谦死后，二人皆属于江淮之士，可以说刘繇进入江东之后，迅速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江淮集团，江东大族也自然视其为外来征服者，这也是刘繇因未能得到江东大族支持而为孙策所驱逐的原因。刘繇奔豫章，尚有部曲万余人，而后又兼并笮融等人部曲，可以说刘繇死后，其部曲成为左右豫章郡形势发展的重要军事力量。孙策遣太史慈招抚刘繇部曲，正是欲为己用，而刘繇部曲前为孙策所驱逐，于孙氏尚多疑虑，也不可能冒然随太史慈东归，恐遭不虞之患，所以孙策征服豫章郡前后，刘繇部曲当仍驻守豫章郡。

刘繇在曲阿之时，就有大批中州士人依附门下，“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刘）繇携接收养与同优剧，甚得名称。”而当时随刘繇奔豫章之人，尚有诸多中州名士，其中如汝南名士许劭，即随刘繇南奔豫章，并卒于此地。“许子将墓，在郡南四里，昔子将以中国大乱，远来渡江，随刘繇卒，葬于昌门里。”而诸多中州名士，对于孙策渡江以袁术之兵为号，且其诛戮英豪，故羁旅咸怀去就之意，对此孙策不得不妥协，争取名士支持。刘繇出任扬州牧，可以说是汉廷在江东地区的法统之所在。孙策虽然渡江驱逐刘繇于豫章，但其族寡名微，且当时江东大族与寓居江东中州羁旅之士，多目孙策为袁术之附逆，这对孙氏立足于江东极其不利。关于此点，田余庆先生《孙吴建国的道路——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一文有精辟的论证。孙策欲摆脱袁术附逆的形象，就要表明自己遵奉汉廷，建安二年袁术称帝之后，孙策自绝于袁术，同时遣使奉贡于汉廷，表明自己的立场，无疑要处理好与刘繇之间的关系，借助刘繇所代表的法统，表明自己立足于江东的合法性。

孙策为争取刘繇部曲的军事力量和利用刘繇在江东为汉廷中央正统的代表身份，在征服豫章郡之后，不得不允许刘繇部曲驻扎于豫章郡。但又不可能令刘繇残余势力继续掌握豫章郡，所以只得分豫章郡一部，作为刘繇部曲驻扎之地，以示安抚，以太史慈为其统帅，设置建昌都尉，并籍此抗击刘表荆州势力对豫章郡的觊觎。可以说建昌都尉的设置，是刘繇旧部与孙策集团的相互妥协的结果。

建昌都尉设置于何时，《太史慈传》并未明言，后人言及此事多有疑议，洪迈《容斋随笔续笔》曰“孙权代策，使（太史慈）为建昌都尉，遂委以南方之事，督治海昏。”孙权执掌江东，在建安五年孙策死后，若依洪迈之说，建昌都尉之设当在建安五年。顾祖禹于《读史方舆纪要》中以为“汉建安四年，孙策分豫章之海昏诸县，置建昌都尉。”而又于南昌府下的太史城言“孙权以太史慈为建昌都尉，委以南方之事，筑此城，周回三里。”孙权于建安四年之时，尚未统事，不得任命太史慈为建昌都尉，顾氏之说前后矛盾。《建昌县志》曰“建安四年，孙策分建昌、海昏左右六县，以太史慈为建昌都尉。”但未言其所依据。

建昌都尉设立与孙策平定豫章郡有密切联系，建安四年，孙策袭攻庐江太守刘勳，并征江夏太守黄祖，还攻豫章，华歆出城归降孙策，豫章郡始归孙氏，孙策命孙贲领太守，而刘繇曾与孙贲相攻，恐刘繇部曲也难服孙贲管辖，故以太史慈统领刘繇部曲，而太史慈于刘繇部曲之中甚有威名，“（太史）慈自辽东还，来与相见，暂渡江到曲阿见（刘）繇未去，会孙策至，或劝(刘)繇可以慈为大将军。”抵抗孙策，虽刘繇不用其策，但此事表明刘繇部曲于太史慈之拥护。孙策以太史慈为建昌都尉，分建昌、海昏左右六县，为刘繇部曲驻守之地，此为孙氏权宜之策，当时虽定豫章，而鄱阳、庐陵等地，皆未服从孙氏，而孙氏于豫章郡统治力量不足，只得依靠刘繇余部，以抗荆州刘表对豫章郡渗透。所以只有孙氏平定豫章郡后，才可能分县设立都尉，而在孙策平定豫章之前，刘繇部曲与孙策之间已经相互妥协，所以才有“（孙）策西伐江夏，还过豫章，收载（刘）繇丧，善遇其家”之举，所以在孙策进军豫章途中，刘繇部曲并未有任何帮助豫章太守华歆之举。

建昌都尉当设于建安四年之时，孙氏平定豫章郡之后，这是孙氏拉拢刘繇余部的妥协手段，也是孙氏企图利用其部曲加强对豫章郡的统治，也是刘繇部曲抉择之后妥协的结果。

二、建昌都尉的辖区与治所

汉代郡设都尉，一郡之中或有几个都尉，每都尉或统几县，作为自己的辖区，光武帝省内地郡都尉之后，“唯边郡往往设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然在盗贼横发之地，也往往随设都尉镇压，也有各自的分区。建昌都尉的辖区，据《太史慈传》言分海昏、建昌左右六县，可知建昌都尉领有海昏、建昌二县，而其他四县不详。清人洪颐煊于《诸史考异》中言：

《太史慈传》孙策于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县，以慈为建昌都尉，治海昏。颐煊案，《元和郡县志》新吴，后汉灵帝中平中分海昏立。《宋书·州郡志》吴平、望蔡、永修，皆汉灵帝中平中立，疑即此所分之六县。

此说也得到胡阿祥先生的认可，以为六县即为海昏、建昌、新吴、吴平、上蔡、永修。洪颐煊之说仅以新吴、吴平、望蔡、永修四县为灵帝中平年间立，便以为乃建昌都尉辖县，难以使人信服。或洪氏依《三国志·黄忠传》言：“荆州牧刘表以（黄忠）为中郎将，与表从子（刘）磐共守长沙攸县。”以此而言，刘磐驻守于长沙攸县，入寇豫章郡最为便捷的途径为湘赣古道，即从今萍乡、宜春等地，顺袁水而下，侵扰汉代的宜春、上蔡、吴平等县，且汉末多有此事，如孙坚任长沙太守之时，庐江太守陆康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孙坚即越境救之。而建安年间长沙醴陵县有大山常大鸣，如牛呴声，数年后豫章贼攻没醴陵县，杀略吏民。此二事皆可见汉末之时湘赣古道已通，疑洪颐煊结论与此有关。但若刘磐驻扎于攸县，又何必远至赣西北入寇艾、西安诸县哪？

《黄忠传》所言同刘磐共守长沙攸县，乃是刘表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后的事情。建安四年，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刘表附袁绍，而当时的长沙太守张羡附曹操。故“长沙太守叛（刘）表，表围之连年，（张）羡病死，长沙复立其子（张）悍，表遂攻并悍，南收零桂。”刘表得长沙、零陵、桂阳之地当在建安五年之后，而建昌都尉设立于建安四年，黄忠与刘磐恐怕不能驻守于长沙攸县。建安四年之时，刘磐当驻守于长沙郡北部，正与艾、西安诸县接壤，其间亦有交通通道。如后汉延熹五年，即有艾县贼攻长沙郡县之事，可证二者之间可以往来。太史慈为建昌都尉，主要责任是抗拒荆州刘磐侵袭艾、西安诸县，则建昌都尉必当领有艾、西安二县。不然何以能制刘磐，且二县境内多有太史慈活动遗迹，如“分宁县，幕阜山，（太史慈）督诸将拒（刘）磐于此山，置营幕，乃名焉。”宋代的分宁县即为汉代的西安县一部分，故建昌都尉当领有艾与西安二县。《豫章记》曰：“分海昏、建昌，立新吴、永修二县。”新吴与永修二县都位于修水流域，又建昌县处于缭水上游，沿缭水而下，即可控制新吴、永修二县，所以建昌都尉当领有新吴、永修二县。建昌都尉主要辖区即为建昌、海昏、艾、西安、新吴、永修六县，即今江西省修水流域，建昌都尉管辖区域形成一个完整的地域空间，恐怕也是当时有意识的选择，以保障建昌都尉在地域上的独立性。

建昌都尉治所，《太史慈传》言治海昏，建安八年，太史慈又兼领海昏，若建安四年便设都尉府于海昏，疑都尉府治所有变迁，初设之时，建昌都尉当治于汉代建昌县，故方名建昌都尉，而并非治于海昏县。《太平寰宇记》卷106《江南西道·洪州》曰：

奉新县，汉南昌县地，后汉灵帝置新吴县太史城在县西四十里，后汉末太史慈创置，周回三里，西南有城角山，东南有盤山，北枕江水，其地险固，基址尚存。

宋代奉新县包括汉代建昌县之地，且建昌县位于汉代新吴县西。故《嘉庆重修一统志》曰：“《寰宇记》有太史城······盖即建昌故城。”太史慈任建昌都尉，主要抗击来自荆州长沙郡势力的威胁，于此建城，利用此处地势险要，山势蜿蜒，踞水陆之冲，易守难攻，西去抗击刘磐较为便捷。同时便于同豫章太守之间相互支援，所以建安四年初设都尉之时，治所在建昌县。为何建昌都尉当初没有驻守于海昏县，此主要因为海昏县有宗贼活动，“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建安四年，庐江太守刘勳袭击海昏宗贼，宗贼空壁逃匿，刘勳一无所得，在孙策平定豫章郡后，海昏宗贼势力并未削弱，故建昌都尉设立之初，并未设立于海昏，主要避免与山越宗贼发生冲突。

建安八年，建昌都尉治所迁往海昏县，“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权还，过豫章，······使建昌都尉太史慈领海昏。”山寇即是山越宗贼之属，若建昌都尉初设之时，便驻于海昏，太史慈不必加领海昏县镇压山寇。正是需要镇压海昏县附近的宗贼，建安八年，太史慈将建昌都尉治所迁往海昏县，并筑城镇压山寇宗贼，《舆地纪胜》引《晏公类要》曰：“（建昌县治所）隋大业十年，移于县西太史慈古城，即今理也。”宋代的建昌县即为汉代的海昏县一部分，《元和郡县志》曰：“洪州建昌县，东三里，故海昏城。”《太平寰宇记》卷111《江南西道·南康军》曰：“南康军建昌县，旧海昏也······宋元嘉二年，废海昏，移建昌居焉。”东晋以后，由于鄱阳湖的南侵，海昏县东部沦陷湖中，宋元嘉中，撤销海昏县建制，同时建昌县也被撤销，其地归于新吴县，而又于海昏县境内新设建昌县，县治仍居于汉海昏县治，隋大业十年，建昌县治由汉海昏旧县治，移到太史慈古城作为建昌县的新县治，唐宋之时，县治未变，唐宋时期的建昌县城即为太史慈古城。太史慈将城设于汉代海昏县城西，后人称之为太史慈城，直到都尉撤销，一直作为建昌都尉治所。建昌都尉治所的改变，正是建昌都尉职责的转变，开始驻守于汉代建昌县境内的太史城，主要抗击刘磐的侵扰，而刘磐为太史慈所败之后，孙氏对山越宗贼的征伐，成为主要任务，所以建昌都尉的治所迁往海昏县，以图方便镇压山寇，直至撤销。

三、建昌都尉的撤销

建昌都尉何时废除，《太史慈传》曰：“孙权统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并未言其撤销时间，太史慈卒后，即葬于豫章南昌县“太史慈墓在县南，县西磐山有太史城，皆其用武地也，年四十一卒，葬于此。”《建康实录》曰：“建安十一年，建昌都尉太史慈卒。”可见太史慈至死，并无改任其他官职，一直担任建昌都尉一职。太史慈原为三国之际骁将，自其任都尉之后，几乎未随孙氏征讨各地，《太史慈传》载有太史慈尝从孙策征讨麻保贼之事，而《讨逆传》并无孙策征讨麻保贼之事，而《通鉴》建安十一年，有孙权征讨麻保贼之事，《周瑜传》《凌统传》亦载周瑜、凌统参与其事，则疑《太史慈传》中策字为权字之误。即使建安十一年，太史慈有随孙权征讨麻保贼之事，而此年太史慈即卒，亦可见太史慈随孙氏征伐之少，至其卒仍任建昌都尉，可以说太史慈是刘繇残余势力的代表，孙氏于此耿耿于怀，设立建昌都尉本为安抚刘繇部曲，防止荆州刘表势力的侵扰，故太史慈并未随孙氏征伐江东诸郡，或者可以说建昌都尉于孙氏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不受孙氏征发。

太史慈与孙吴政权之间关系也十分微妙，虽然孙策俘虏太史慈后，于太史慈不无推心置腹之言“太史子义虽气勇有胆烈，然非纵横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经道义，贵重然诺，一以意许知己，死不相负。”孙策以太史慈为知己，实质上孙氏集团内部于太史慈多有戒备之心，从太史慈乩视豫章之事可知，“策初遣慈也，议者纷纭，谓慈未可信，或云华子鱼（华歆）州里也，恐留彼筹策，或疑慈西讬黄祖，假路还北，多言遣之非计。”由此可见孙氏内部视太史慈为异己。

太史慈未必于孙氏政权忠心，陈寿将刘繇、太史慈、士燮三人传记合为一卷，并列于《孙皓传》之后，其意颇可玩味。前人多不解陈寿此意，康发祥曰：

刘繇、太史慈、士燮三传，若从《魏志》董卓、袁绍之例，亦应列在妃嫔传之后，不应列之前，三人同传而列妃嫔之上，是所不解。

如康氏所言，三人之传应同董卓、袁绍之例，而陈寿将三人列于孙皓传之后，必有其自己关于三人对孙吴政权意义的独到见解。或以为“三人或为之驱除，或委质不纯，故列妃嫔传之先。”此则点明了陈寿的旨意，“刘繇驻保豫章，与吴抗敌，士燮作守南越，为吴外藩。皆不在孙氏将相之列，故以之合传，而置于吴诸臣之前。”孙氏政权于三人并未实际控制，处于一种游离割据状态，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孙权于太史慈“遂委以南方之事”实质上是承认建昌都尉的独立性。而《太史慈传》继《刘繇传》之后，二传史事互为表里补充，陈寿正以为太史慈为刘繇的继承者，是刘繇势力的延续，所以方将三人合传。刘繇之子刘基归顺孙吴之后，“不妄交游，门无杂宾。”当时江东之地尚多有中国之士，其刘繇旧部亦不少，而刘基如此不事交游，行事谨小慎微，正是避免孙氏的猜忌。所以建昌都尉这一重要军事力量，也是孙吴政权所不能允许长期存在，成为潜在的威胁。

史书虽未明言建昌都尉撤销于何时，但太史慈卒后，刘繇部曲失去领导者，江东局势稳定，孙氏统治牢固确立，与刘繇旧部之间的虚与委蛇，已无必要。所以建安十一年，太史慈卒后，孙权可能撤销建昌都尉，将其归于豫章太守直接管辖，彻底纳入孙氏政权中。太史慈作为建昌都尉所领部曲，也未令其子太史享统领，《三国志·程普传》曰：“乐安平定，代太史慈，备海昏。”程普出任乐安长讨山贼，事在建安八年，而太史慈卒后，孙权即用孙氏旧将程普镇守海昏，而程普并无加建昌都尉之职，当为孙氏撤销之。当太史慈卒后，荆州刘表复寇西安诸县，《三国志·潘璋传》曰：“迁豫章西安长，刘表在荆州，民数被寇，自璋任事，寇不入侵，比县建昌，起为贼乱，转领建昌，加武猛校尉，讨治恶民，旬月尽平。”潘璋任建昌长时加武猛校尉，武猛校尉一职，汉末时地位颇高，典韦就曾任武猛校尉，而建昌民乱，不见建昌都尉讨治，而以潘璋加武猛校尉讨平之，则可证潘璋任职时，已无建昌都尉之职。建昌县是太史慈任建昌都尉之时主要活动的区域，刘繇部曲亦多驻扎于此，而潘璋讨治建昌恶民，恐与刘繇部曲因不满建昌都尉之撤销有关，所以建昌都尉当在建安十一年时撤销。

四、建昌都尉的性质

由于建昌都尉处于豫章郡西部，或以为建昌都尉为豫章郡西部都尉，胡阿祥先生以为《太史慈传》中所提到的建昌都尉，其性质为郡都尉。

依例当做豫章都尉或豫章西部都尉，引文中却未说某郡某部，而是分出几县设一都尉的一种形式，只不过较为少见大概只有过渡的或暂时的性质。

以此而言，胡阿祥先生以为建昌都尉实质上就是豫章西部都尉，虽然豫章郡有东部都尉，不能遽以建昌都尉为豫章郡西部都尉。

或者以为建昌都尉乃为豫章郡西部都尉的前身，陈健梅《西部都尉考》一文以《蒋钦传》中有“迁西部都尉”之事，以为蒋钦迁西部都尉，当为豫章西部都尉，并推测孙权于建安十一年改建昌都尉为豫章郡西部都尉，豫章西部都尉废于建安十三年。但《三国志·蒋钦传》曰：“（蒋钦）与策周旋平定三郡，又从定豫章，调授葛阳尉，历三县长，讨平盗贼，迁西部都尉。”蒋钦迁西部都尉之前，曾任葛阳尉，葛阳县属于鄱阳郡，《太平寰宇记》曰：“建安十五年，孙权分钟陵置鄱阳郡，寻又置葛阳县于赭亭之地，以城在葛水之北故也。”则葛阳县设立于建安十五年，而蒋钦调葛阳尉之后，蒋钦又任三县长，则蒋钦任西部都尉当在建安十五年之后，与陈文推测建安十三年豫章西部都尉废除之事相违，《蒋钦传》所言蒋钦迁西部都尉之事，当从卢弼之说，其以为：

传言迁西部都尉，未言何郡，以下文平会稽冶贼事推之，当为会稽西部都尉也。或西部上失会稽二字，或会稽二字误倒在西部都尉下，然以《贺齐传》领南部都尉例之，则本文自如是也。

蒋钦迁任西部都尉当为会稽郡西部都尉，与豫章郡无涉，所以说建昌都尉并非豫章郡西部都尉的前身或以为建昌都尉乃是屯田都尉，高敏先生在考察孙吴屯田问题时，以太史慈曾在泾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随后被孙策任命为建昌都尉，以为建昌都尉可能为屯田都尉，建昌都尉乃是建昌屯田都尉之省。《江西通史》继承这一观点，就建昌都尉而言：

都尉是屯田都尉的简称，乃县级屯田农。据此可知孙氏在今江西永修奉新一带六县，首实行过一定规模的屯田，屯田的主要劳动力，显然是刚被征服的海昏各县的山越人。

虽然太史慈于泾县立屯府，但其自芜湖进驻泾县，并未有众多部曲跟随，山越虽服，恐难为之佃，此言立屯府，乃是立军府，为军事防御堡垒，三国之时，立屯作堡垒之事多有之，《三国志 ·吕蒙传》曰：“于是将士形势自倍，乃渡江立屯，与相攻击。”吕蒙于江边立屯，即为军事营垒，太史慈于深山险谷之中，为防御孙策追击，乃是立营垒防备，非以山越而屯田。建安四年，太史慈为建昌都尉，主要防御荆州刘表侵扰，至于建安八年，海昏宗贼尚动乱难治，太史慈移都尉府于海昏讨治山越，至于潘璋任建昌长时，方动荡不堪，太史慈又何以用山越为屯民，故建昌都尉并非屯田都尉。

建昌都尉应与汉末都尉治民比郡之事相似，《三国志·赵俨传》曰：“时袁绍招诱诸郡，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对李通为都尉而行太守之事，钱大昕曰：

《李通传》分汝南二县，以（李）通为阳安都尉，案《魏略》称通领阳安太守，盖以都尉行太守事也。《赵俨传》袁绍遣使招诱诸郡，惟阳安郡不动，盖当时都尉别领县者，亦称郡矣。

当时汉末之时，多有设置都尉别领数县以治民者，如汉末分河南郡另设荥阳都尉，管辖数县，“豫州部郡本有颍川、陈国、汝南、沛国、梁国、鲁国，今并得河南、荥阳都尉凡八郡。”对于荥阳都尉称郡，钱大昕曰：“按东汉始以属国都尉领城，比于郡守，嗣后内地分置都尉，亦得称郡。晋泰始初置荥阳郡，盖因魏之荥阳都尉。”而建安二十年，曹操征汉中张鲁，分锡、上庸郡置上庸都尉，以申耽为都尉，行太守事，而不久改为上庸郡。建昌都尉与汉末阳安都尉、荥阳都尉、上庸都尉一样，正是在汉末这种动荡社会形势之下的产物，在边远地区，控制薄弱难以有效统治时，分县设立都尉，自成一行政区域，以便于镇压与统治。

建昌都尉，上庸都尉、阳安都尉都是处于各方军阀争夺的边缘地带，社会局势动荡不堪，以都尉行太守事，避免太守掣肘，以便抗衡其他军阀。而荥阳都尉的设立，正是扼制河南郡与关东其他郡国交通要道的需要。建昌都尉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特殊行政区划，将军事职能与行政职能合一，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地区一切资源，正是突出其军事职能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可以说建昌都尉是汉末社会纷争背景下一种特殊的以军事控制为目的的郡级行政单位。

结论

建昌都尉的设立是孙策与刘繇残余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因此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设置于建安四年孙策平定豫章郡之后，撤销于建安十一年太史慈病亡之后。最初都尉治所在建昌县，防备荆州刘表势力的侵扰，后迁至海昏县，肩负镇压山越的重任，下辖六县，即建昌、海昏、新吴、永修、艾、西安六县，主要区域即今江西省修水流域。建昌都尉是汉末军事斗争社会动荡的产物，与汉末都尉治民比郡之事相同，并非是豫章郡的西部都尉或屯田都尉，而是特殊的郡级行政机构，这反映了汉末各方军阀对豫章郡的激烈争夺及孙氏政权经营江东的艰难过程，也是汉晋之间郡县旋置旋废的缩影，孙吴诸部都尉改郡的先声。

作者：陈晨

来源：《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4期

选稿：耿曈

编辑：江桐

校对：欧阳莉艳

审订：郑雨晴

责编：杜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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