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北京的初春，风刮在脸上还跟刀子似的。
在公安部那个不起眼的接待室里，一位刚从台湾飞过来的中年大姐，都没顾得上喘口气，就直接扔出了个炸弹：“我爹到底咋死的？”
这句话问得轻飘飘的，但那分量，直接把屋里的空气都砸凝固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寻亲故事，因为她爹叫徐远举。
这名字现在的00后可能听都没听过，但你要是回那一九四九年的重庆问问，那是能让小孩半夜不敢哭的主儿。
徐远举是谁？
大名鼎鼎的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小说《红岩》里那个变态特务徐鹏飞的原型，江姐和小萝卜头就是折在他手里的。
谁能想到，这么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死了十八年后，他女儿徐小莺会跑来北京，就为了讨这一张死亡证明。
这事儿吧，得从头捋。
徐远举这人在特务圈子里是个奇葩。
一九四八年那会儿，国民党在大陆眼看就要完犊子了，这货还在重庆疯狂搞事情，抓人、审讯、处决，跟上了发条的杀戮机器似的。
他那时候估计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这辈子最后不是在台湾养老，而是蹲进了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很多人觉得，像他这种手里沾满血的硬茬子，进了监狱肯定得反抗到底。
结果呢？
反转来了。
刚进去那阵子他确实挺横，看不起那些投降的将军，觉得人家软骨头。
可没过几年，在咱们这边的改造下，这老特务居然转性了。
他开始疯狂写材料，那真不是敷衍了事，简直是把脑子里的东西往外倒。
从军统的联络暗号到怎么暗杀杨虎城的细节，噼里啪啦写了几百万字。
这时候的他，其实早就不是那个不可一世的区长了，就是一个想用笔把手上的血洗干净的老头。
但命这东西，有时候真不讲道理。
一九七三年，那是北京特别冷的一个冬天。
虽说他是战犯，但功德林的待遇真没得黑，考虑到他有高血压心脏病，医生那是天天盯着。
可那个年代医疗条件也就那样，加上他为了写材料天天熬夜，身子骨早就虚得不行了。
一月二十二号大清早，意外说来就来。
徐远举在洗脸的时候，哐当一下就栽那儿了。
你说巧不巧，这脑溢血发作起来，连个救命都喊不出来。
虽说狱友马上喊人，医生也跑得飞快，但在那个没有CT没有特效药的年代，这就基本是判了死刑。
下午人就凉了，六十四岁。
这事儿要搁现在，家属分分钟就到床前了。
可那是七三年啊，海峡两岸那是铁板一块，连个信儿都通不了。
徐远举的死讯就被塞进档案袋，骨灰被编了个号，往八宝山附近的仓库里一扔，这一扔就是整整十八年。
徐小莺在台湾那边日子过得也是够emo的。
先是听说爹被抓了，那是绝望；后来听说在改造，那是希望；再后来彻底没音讯了，那种钝刀子割肉的感觉，只有当事人知道。
直到八十年代末两岸关系缓和了，她才通过香港那边知道，原来爹早就没了。
所以当一九九一年她坐在北京的接待室里，看着那份发黄的病历和死亡证明时，手抖得跟筛糠似的。
工作人员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字给她解释：“真尽力了，他是病故，走得特别快，没受啥罪。”
徐小莺摸着那些纸，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她最后就憋出了一个问题：“他走之前，留啥话没？”
这句话直接把徐小莺给整破防了。
她带着骨灰回了台湾，立了个碑，上面就刻个名字和生卒年，干净得很。
她跟外人说：“我不替他洗白，他干的坏事他自己背。
但我是他闺女，知道他走得安详，我也就死心了。”
说实话，这事儿在当时震动挺大。
你想啊，二战那帮纳粹战犯，纽伦堡审判那是直接上绞刑架的。
咱们这儿呢？
就算是徐远举这种级别的刽子手，最后时刻还是给治、给抢救，档案记录得清清楚楚。
这种做法，不是为了对特务仁慈，而是为了给历史留个体面的交代。
这恰恰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徐小莺拿到了她想要的答案，心里踏实了。
但历史的另一面咱也不能忘，被徐远举害死的江姐、小萝卜头，他们的家人永远等不到亲人回来，有的连尸骨都找不全。
这就是历史的残酷，它不会因为一个迟到的死亡证明就变得温情脉脉。
那份迟到了十八年的档案，不仅仅是给家属的一个说法，更是那个特殊年代法治精神的一张试纸。
它告诉后来人，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干了多大的坏事，真相永远都在那儿摆着，跑不掉，也抹不黑。
徐小莺带走的只是一个父亲的骨灰，留下的却是一段让人唏嘘的历史。
至于那段恩怨情仇，随着那一盒骨灰跨过海峡，也算是画上了一个并不完美，但足够真实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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