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体制内发生了一件让人把下巴都惊掉的事儿。
中央统战部六局的副局长陶斯亮，在那个大家都抱着“铁饭碗”不敢撒手的年代，居然把辞职信拍在了桌子上。
那时候的副局级是个什么概念？
那是多少人钻破脑袋都想爬上去的台阶，稳当、体面，以后退休了待遇也没得说。
可陶斯亮偏不，她转身就去了一个刚成立没几天的“中国市长协会”。
说难听点，那时候这种社团组织前途未卜，跟个“皮包公司”也没啥两样。
周围人都觉得她疯了，要么就是脑子进水了。
陶斯亮自己心里也打鼓，这就跟现在年薪百万的高管突然要裸辞去创业一样，谁心里不慌？
她最怕的不是别人的闲言碎语，而是家里的那位“老佛爷”——她的母亲，时任中组部副顾问（原副部长）的曾志。
大家都以为，这位掌管过无数干部命运的“铁娘子”，肯定会把女儿骂个狗血淋头，毕竟放着正经官不做去“瞎折腾”，在传统革命家庭看来简直就是离经叛道。
结果呢？
当陶斯亮战战兢兢地把决定告诉母亲时，曾志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就回了句：“想去就去吧。”
这哪是什么母女情深，分明就是两个独立灵魂的再一次击掌。
这一刻，陶斯亮才算彻底看清了她妈。
在外人眼里，曾志是陶铸的老婆，是井冈山的女将；但在陶斯亮看来，她妈首先是个“提着脑袋干革命”的狠人，其次才是个女人。
这种狠劲儿，早在一九六九年那个冷的要命的冬天，就已经刻进骨头里了。
把时间轴拉回到1969年。
那年头，天是灰的，人心是悬着的。
陶斯亮的父亲陶铸被确诊胰腺癌，日子不多了。
那时候陶铸的身份敏感得很，被软禁在合肥，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等到父亲病逝的消息传到广州，陶斯亮觉得天塌了，整个人哭得差点背过气去。
可她转头一看母亲，傻眼了。
曾志没哭，没闹，甚至连那一丝慌乱都没有。
结果很残酷，不批。
这一年，曾志58岁。
面对丈夫孤零零死在异乡，连最后一面都见不着，甚至连骨灰都不知道在哪儿的惨况，她愣是把眼泪憋回去了。
她照常吃饭，照常睡觉，仿佛死的不是陪了她几十年的战友和丈夫。
年少的陶斯亮当时甚至觉得母亲有点“冷血”。
可后来她才明白，眼泪这种东西，在真正的战士面前，是最不值钱的奢侈品。
曾志这辈子，从来就不是谁的附庸。
1928年上井冈山的时候，她才17岁，手里拿的是枪，面对的是血淋淋的战场。
她先后把三个亲生儿子送了人，为了革命，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块铁。
这种“为了信仰连肉都能割”的狠劲，哪里是普通家庭妇女能比的？
这种“铁娘子”风格，到了1977年她恢复工作后，更是发挥到了极致。
在那之前，曾志赋闲在家，那是陶斯亮记忆里母亲最像个“老太太”的时候，买菜做饭，带带孙子。
可一纸调令下来，让她重回中组部，那个慈祥的老太太瞬间“原地蒸发”了。
取而代之的，是那个走路带风、眼神像刀子一样的老革命。
那时候，曾志手里握着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权，每天找上门的人能把门槛踏破。
可是，她对自己家人的要求，简直到了“变态”的地步。
这就得说回那个让陶斯亮记忆深刻的“小事”了。
当时陶斯亮已经在统战部上班了，按理说，亲妈是中组部副部长，这关系够硬了吧？
换别人，稍微漏点风，那路都能铺平了。
可曾志偏不。
她给家里定了个死规矩：公家的车，私事一律不准坐；公家的饭，家人一律不准蹭。
有一次，陶斯亮下班晚了，想搭母亲的顺风车回家。
那辆“红旗”轿车就停在院子里，曾志愣是没让女儿上车，让她自己去挤公交。
陶斯亮心里委屈啊，心说这还是亲妈吗？
更绝的是，那时候有多少老战友、老部下想通过曾志走后门、要官职。
曾志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凡是来要官的，一律不见；凡是送礼的，一律退回。
陶斯亮后来回忆说，她在统战部干了那么多年，同事们甚至很久都不知道她妈就是曾志。
这种近乎不近人情的“清关”作风，其实是在用行动告诉女儿：路，得自己走。
所以，当1991年陶斯亮决定扔掉“铁饭碗”的时候，曾志的那个“支持”，其实早在意料之中。
在曾志看来，守着一个官位混日子，那才叫没出息；敢于打破坛坛罐罐，去干点新鲜事，哪怕前途未卜，那才像是她曾志的女儿。
这事儿还有个插曲。
陶斯亮去了市长协会后，忙得脚不沾地，有时候好不容易回趟家看母亲，还得自己掏钱买菜。
曾志住的那个院子，破破烂烂的，墙皮都脱落了，组织上好几次说要给她修缮一下，都被她挡回去了。
她说：“国家还没那么富裕，把钱花在刀刃上吧。”
这一晃又是几年。
到了1998年，曾志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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