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王道
注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在旧时，每到寒冬腊月，苏州的社会各界，尤其是官绅、富家阶层都会关注慈善界。他们无论是出于本能善心，还是缘于对善因的虔诚，这种关注对于很多陷入苦寒之中的贫困人群，尤其是无人认领的孩子们来说，都是极为可贵和温情的。在苏州阊门外，曾有过一家苦儿院，创立于辛亥革命之后，延续了二十八年之久，后因抗战不得不暂停这项慈善事业。其旧址资产直至1950年被苏州文教局接管，可以说也是见证了苏州各界，乃至江浙沪各界对于苏州这座特别孤儿院的援助。从中亦可见出苏州慈善事业比较领先的历程。徐世昌、王颂墀、马相伯、庄蕴宽、盛宣怀、刘承幹、庞天笙、严裕棠、徐凌云等名家对于苦儿院的持续关注，也都是值得追溯的。
1、盛宣怀宅院成慈善地
苏州苦儿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很多江浙沪革命军积极参战，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攻下了当时最为重要的城市南京，并最终使得孙文在南京建立新都。民国肇始后，面对众多在激烈革命中失去家庭护佑的孩子，前清举人、浙江吴兴人陆纯伯提议，设立专门的场所收养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这一提议引起各界关注和支持。
陆纯伯家族以藏书为著，父亲即大藏书家陆心源，浙江湖州皕宋楼主人，家中庋藏宋元善本无数，家族也热衷慈善事业。
同时参与这项事业的还有一位大藏书家，即南浔巨富“四象”之首的后裔刘承幹。刘家从其祖父刘镛那一代，就是丝织业的富豪。刘家创办了盐业总公司，并在上海、杭州、青岛、扬州、苏州等地经营房地产，在南通则有垦牧公司。刘镛六十大寿时，用做寿的钱创立了南浔最早的私立小学，供贫困儿童免费入学。光绪帝曾钦赐 “乐善好施”牌匾表彰刘家善行。
刘镛的长子刘安澜早逝无后，便将次子刘锦藻的儿子刘承幹过继给长房。刘锦藻在晚清时期先后考中举人、进士，编撰《皇朝续文献通考》，其学问对于亲生儿子可以说有极大的启蒙影响。
刘承幹入长房后，继承了家中的大部分遗产，更是放开手脚拓建家中的藏书楼，并因清帝溥仪所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而有“嘉业堂”藏书楼著称全国。刘承幹除了痴迷于藏书、刻书和做学问外，还热心于慈善事业。鲁迅一度给了他一个称号“傻公子”。
从1911年阴历10月，东南革命军攻陷南京后， 刘承幹接到“上海赤十字会（实际为赤十字社）”前来募捐时，就捐款了大洋五十元，而这个赤十字社正是日后襄助苏州苦儿院的主力慈善机构。在刘承幹的《求恕斋日记》中记载，1911年阴历11月初六日，又有徐贯云、王颂墀到南京为战后遗孤施舍衣食。慈善机构托人请刘承幹再次捐助，刘承幹直接捐款大洋两千元。从其日记可知，当时南京有小儿数千人，“苦无大力者捐此婴婗”，徐贯云到南京把这些孩子先领一些到上海，并问计于刘承幹。徐贯云出身于浙江海宁巨富家，在上海经营丝业，其弟徐凌云为著名昆曲家，曾为苏州传习所培养昆曲名角。
可是当刘承幹与徐贯云、王颂墀商议解决方案时发现，以每个孩子每年抚养费百元为计，数千人至少需要十余万大洋才能办理。眼看着寒冬腊月来临，刘承幹建议先尽快租房让孩子们住进去，然后发布告，即登报请父母前来认领，还有看看能否有亲戚愿意接受寄养孩子。这一招的确解决了一小部分孩子的活路，同时他们还购买了棉衣三千套、饼干五千磅运抵南京救急。后经大名士马相伯介绍，南京有一处旧时道台的大宅，可以拿出来作为救济院免费使用。几经斡旋，最终经过上海赤十字社陆纯伯、杨千里、费朴安、沈绎清，以及刘承幹、徐贯云、徐凌云、 王颂墀等决议，并禀报当时江苏都督庄蕴宽批准，在南京设立一个收养所，在苏州设立一个助儿院。南京的费用约为六七百元，由徐凌云负担。而苏州助儿院约需两千元，则有刘承幹承担。而苏州助儿院所在，则有前清大员盛宣怀的贫儿院拿来使用，屋子宽敞明亮，足够数百个孩子居住。在一些资料上则显示，盛宣怀是将私人花园别墅捐赠出来，作为苏州苦儿院之所。
盛宣怀生在常州，迁居上海，但在苏州拥有留园和大片宅院，其父盛康在苏州与怡园主人顾文彬、听枫园主人吴云、耦园主人沈秉成、网师园主人李鸿裔等颇为交好。现在苏州位于苏州市姑苏区天库前48-2号还是盛宣怀故居。盛宣怀在苏州多有慈善投入，如捐资修了石路。
江苏都督庄蕴宽和盛宣怀皆为毗陵人，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前清官员必会投向新势力，因此刘承幹日记中说庄都督指定盛宣怀贫儿院所在为苏州助儿院，也是合情合理。实际上这处地方原本为盛宣怀想筹办贫儿院而未成，义军入苏州后，此处则被归公，既然慈善人士看中了此地，已经“归新”的庄蕴宽没有不批准的道理。只是庄蕴宽把助儿院改为了“苦儿院”。那时多地筹办苦儿院，用安徽省苦儿院院长潘怡然的话说就是“取教养极苦子弟之意”。
从后来苦儿院院长姚达孙之孙绘制的院址看，苏州苦儿院就在留园马路东北侧，而且与盛家留园颇近。
从南京把孩子送往苏州的费用则有江苏都督庄蕴宽负责。至此，苏州苦儿院的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有关费用和运作章程的事务则摆在一众爱心人士面前。
2、“傻公子”一力挑重任
有一年，鲁迅致信杨霁云提到：“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这里的“傻公子”正是嘉业堂主人刘承幹。鲁迅对于浙江同乡、同辈刘承幹的感情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对其热衷拥抱皇权、忠诚于旧朝恩情感到不解，但同时对其刊刻清廷“禁书”却又是颇为赞成，乃至钦佩的。
刘承幹致浙江图书馆捐献嘉业藏书楼及其藏书、设备、四周空地函（1951.11.19） 图源：浙江图书馆官微
刘承幹此时居于上海，对于苏州苦儿院运作很是上心，尤其在制定《苦儿院章程》，毕竟牵涉到长远的计划。眼下已经有男女孩子110人先期运抵苏州居住。但是费用已经用去两千七百元，刘承幹之前支付的两千元早已经不够用。当时额定的孩子是三百名，每人每年用钱六十元，刘承幹答应承担150个孩子的支出，但是还有一百多名孩子的赞助费用需要募捐。苦儿院还要聘请多名具体的管理人员，这些都牵涉费用支出。最终确定了苦儿院的经理、院监、会计等人，还有一些杂务人员则有刘承幹派遣。
待章程初成后，刘承幹又与众人视察苦儿院设施，如宿舍、讲堂、操场、食堂、办公地等，当时从南京运抵的孩子已经达到190人。刘承幹亲眼看着孩子们如何吃饭，又去看了孩子们洗澡的地方，还有保姆的卧室，确保这些孩子能够生活安定，只是对于房屋质量堪忧，墙薄、料劣，空间也不够用容纳三百个孩子，只能先期定两百名为限，眼看着就满员了。必须要想法解决苦儿院的长期运营机制，否则绝难长久。
对于苦儿院名誉院长一职，刘承幹坚决推辞，并力邀大儒马相伯担任，马相伯竭力赞助，允许担任名誉院长，但要刘承幹同时担任。 刘承幹自觉不能胜任，感觉愧疚。但还是马上又让账房拨两千元给苦儿院应急。
苦儿院开幕之期从1912年阴历的三月初，一再推迟，最终于1912年阴历三月初五日正式举行开院仪式。为此刘承幹亲自填写重要的请柬，确保一批重要嘉宾能够为苦儿院捐款赞助。从三月初三日，刘承幹就带着随从赶赴苏州，与马相伯等人相聚，并在苦儿院一同吃饭。但是此时因为同盟会怀疑有虐待孤儿之说，便派遣专员前来督查，为此还引起一些闲言。在此之间，盛宣怀家留园一处房屋曾作为上海赤十字社医院，接收苦儿院孩子前来就诊，没想到与同盟会有所纠纷，闹得医院无法正常诊疗，为此赤十字社特急电给孙文、黄克强等，以及新任江苏都督程德全，确保孩子们及时得到救治。
1912年4月21日（阴历三月初五）苏州苦儿院正式举行开院礼，当日天气晴朗，来宾众多，好不热闹。根据刘承幹的日记内容，当天院中在隙地中间搭一芦棚，柏枝子和气球悬挂交错，还有各国旗号诸多陈设。来宾中有男有女，约有两千余人，其中女宾有一百多人。他们来自各个学堂、军队和团体机构，上海的来宾更是偕家人与兄弟前来观礼。
先是有人振铃宣布开幕，然后是军乐队奏乐，再有发起人发言，由杨千里代表演说。院长发表演讲，介绍苦儿院创办情况，由名誉院长马相伯先生登大台演说。
开院礼上，监院杨粹卿、院长沈季璜一一做简短演说。苦儿院院长沈季璜为徐贯云姻亲，热心慈善事业，因此被委任苦儿院首任院长。但有记录说陆纯伯自任院长，常住上海，另委邑人姚达孙为院监。这一说法恐怕没有刘承幹的日记可信。实际情况是1915年，陆树藩接任，成为第二任院长。
现场还有各团体致颂词，还有来宾演说，当时杨千里的儿子，尚未成年，则敢上台演说。苦儿院学生则奏开院歌，还有合影环节，以存纪念。自此开幕式圆满完成。但是刘承幹还要考虑苦儿院经费问题，他自己已经划拨八千馀元。这次开幕式之际，刘承幹计划再拿出三、四千元，但恐怕还是入不敷出，仍要共同想办法才是。
值得欣慰的是，苦儿院的班子已经建成，院长沈季璜、名誉院长马相伯、院监杨粹卿、院董杨千里、徐贯云、徐凌云、陆纯伯、王颂墀、孙询刍、冯丹书、刘承幹。女院监为彭怀臣。
根据当时的章程显示，苏州苦儿院董事的选聘都有一定标准，如是否捐助不动产给苦儿院、担任或经募经费达10000元以上、对于该苦儿院有特别成绩或热心筹划者，三点满足其中的一个即可以成为苏州苦儿院董事。董事会可以参与议决预决算、议决募集经费方法、议决并执行财产之处分及管理、议决全部章程、监察院内各项事物，以及监督、聘请院长等。
在开院礼后，大家齐聚一堂，继续为筹资想办法，在商议此事时，陆纯伯、沈季璜、王颂墀等还以苦儿院成立过迟，由刘承幹独任为款甚巨，甚为道歉。可知刘承幹在苦儿院创立之时，独自承担重任，且无所怨言，真是值得敬佩。
3、捐款增多，手工自立
根据苏州苦儿院第三任院长姚达孙之子姚棫芬回忆内容，苏州苦儿院教职工最多时曾达到29人，包括语文、数学、史地、动植物教师等，因此一年开支较大，因为苦儿院要供给孩子们衣着、食宿、理发、洗浴等。全年开支曾一度达到19200元，这其中电灯和电话是免费的，为两家公司捐赠项目。
当时参与捐款的有上海方面的刘承幹、庞莱清、庞天笙、施省之，苏州方面则有张一鹏、刘正康、严裕棠、戎法琴。而个人之中捐款额度以浙江吴兴刘承幹最高。超过了浙江典当业公会、江苏民政厅管费、苏州商会等总和。
院中当时有工艺学习班和工场，如木工、竹工、草工、藤工、革工、蚕桑、种植、裁缝等，都需要先期资本垫付。陆纯伯为此劝说刘承幹继续垫资，索性把开办费凑成一万元善款整数。沈季璜院长还对刘承幹说，这些是垫款，将来尚可归还。刘承幹不但马上又捐了一千多元合成一万元，并且说并不期望偿还，毕竟以后苦儿院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院中职事人员薪俸及一切每年极少，眼下苦儿院还要新增孩子，虽说只定额二百名，但还是决定“隐额”四十名，毕竟送来的孩子也不能不接收，因此其他各董事也要及时募捐钱款才是。
好在苦儿院渐渐也有了自己的产业，如木工、制革（皮鞋、皮箱）、藤竹器等，还有乐队出去演奏每次可以收费五十元。苏州苦儿院把教育和抚养结合，在学习之时还可以勤工俭学，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关注。《字林西报》曾有《游苦儿院记》报道，“今日社会事业渐期发达，中国慈善事业亦复不少，然初以为尚少同力合作之义，教会虽设有孤儿院，势亦难尽育中国孤儿，乃有上海贫儿院、苏州苦儿院继起于后，其为之先导者，吾人又何敢让焉！吾信华人本敏于仿效，且恻隐心人所同赋，征之是院之组织即可知也。至其将来之发达，则全欲仗其坚忍不屈之志矣。”
根据继任院长姚达孙之子姚棫芬回忆文章，苦儿院自从开办后，“发展很快，工学并举，造就人才数百名。院务也极安定。”以教学为例，“学生只收男生，不准插班，年满十岁，家境贫寒者，由介绍人缴费100元进院就学，在院六年，伙食住宿，理发洗澡，生活上均由院方负担，不再收费。”毕业后可以由院方介绍工作。而文化学习期满，还可以由院长保送至公立中学继续深造，费用由院方负担。当时有一位名叫汪伯乐的学生就是被保送深造的，后来成长为“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的支部书记”，带领身边青年积极投身于革命之中，最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汪伯乐名德琪，原籍安徽怀宁，1900年生于江苏吴县。年幼成为孤儿，由叔叔担任抚育。在他8岁那年被叔叔送进苏州苦儿院。汪伯乐勤奋好学，17岁时受苦儿院院长推荐，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也就是如今的苏州中学。汪伯乐成绩优秀，尤精于演讲，曾作为学校代表赴上海参加比赛，获得优胜。“五四”运动，被推选为本校代表出席江苏学联会议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26年12月被反动势力杀害。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这样评价汪伯乐：“在历次的民众运动中，汪伯乐总是身先士卒，他的演讲既热烈又详明，给苏州各色人等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现在姑苏区长洲路吏舍弄10号尚有伯乐中学纪念碑。
1913年1月14日，刘承幹在《新闻报》发表纪事体五言诗《苦儿院》，其中也提及自己的相同身世，可知识感同身受，因此大力捐资助养。“减我口中膳，为儿备稷黍；出我囊底金，为儿具脩脯。吴中有废院，院入都督府。车载苦儿来，百口栖一庑。饮食教诲之，保傅力皆努。”
根据一项数据表明，苏州苦儿院截至1922年，其所收养的苦儿总数已经达到538人，在江苏、安徽、上海等地中算是经营较好的一家苦儿院。这其中与社会大力捐资和诸方诚心运营不无关系，如苏州苦儿院来自民间的捐助占到其总收入的56.3%。其中刘承幹的捐资达到50000元。
4、维持艰难，丹青援手
虽说苏州苦儿院的运作一直算是顺利的，但其间的维持困难，，尤其是经费来源的不稳定，也是残酷的事实。陆纯伯在《五年度报告书序》《民国六年度报告书序》《七年分（份）报告书序》等序文中，为苦儿院“种种艰难”而叫苦不迭，呼吁各界解囊相助。
为此媒体和书画界曾有过一次大型的募捐，此事详见1932年1月刊《苏州明报》特刊，《苏州苦儿院名人书画会画报》，图文并茂，摄影和印刷则为赞助。录序言文如下：
苏州苦儿院创办迄今十九载矣，除毗陵盛补老捐助院址外，向无基金。均赖主持院务者广募，常年特别各捐资应付，自许工鸿翥遗产拨助一万元，苏经、苏纶清理处拨助五千元，乃有基金之存储。然为数不多，孳利无几，旋复出租余屋收取赁金，两项所入仅抵常年开支三分之一。加以天灾流行、金融奇紧，特别捐尤形短绌。而院生饮食衣服一切生活之需，反因而增高，以致预算不敷极巨。同人等夙夜彷徨，筹谋无计，适书画济贫会存有书画三百余件，经主事者允准，移交本院为临时捐款之赠品。又蒙冯超然、吴湖帆、吴子深、符铁砚、庞莱臣、汪君硕、刘临川、樊少云、顾彦平、蔡震渊诸先生，各以其得意作品一二件加入，又蒙穆藕初先生出其旧藏画轴十件见赠，益觉精彩可观。都凡四百三十件，制成书画签亦四百三十号。凡缴纳临时捐款每五元，给予有号收据一纸，定期公开抽签，凭号领取书画一件。此项捐款除补助本院外，并分拨他项慈善事业，至一应摄影、制版、印刷、纸张等费，全由私人负担，不支捐款分文，兹将前列各号书画，选制铜版印送传阅，尚祈好善诸君踊跃争先到院输款，则八百孤寒群拜仁人之赐，不禁馨香祝之。
缴款处：阊门外留园马路苦儿院北局青年会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一时
这张特刊着重介绍了主要书画家的作品和个人简洁，另外还增加了李根源、张仲仁、章式之、柳君然、吴郁生、吴秉彝、陈昭新等人的书画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继任院长姚达孙也有画作呈现，姚达孙善山水，宗石谷子之秀健苍润，其人物花卉等，亦能与任伯年相称。可知当时文化界名人对于苏州苦儿院的运营也是极为关注，想必这笔钱对于苦儿院来说，不亚于雪中送炭。
最终苏州苦儿院还是在战争的影响下宣布停办。根据姚棫芬的回忆文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苦儿院经费无着落，又有日军空袭威胁，时任院长姚大孙把孩子们接至家中私宅赞助，还挖了防空洞以避难，同时通知有介绍人的把孩子领回去。苏州沦陷前，苏州苦儿院只有孩子三十多人，员工两人，随着院长一起到太湖西山躲避。1938年返城，发现苦儿院已被日军占领，室内物资也被抢劫一空。到了1939年，苦儿院只剩下6个孩子，无人招领，为此学院付出一笔赡养费，转送至上海孤儿院收养。
在此有必要说刘承幹的诚心诚意，因为苦儿院已经结束了其使命，苏州方面还是邀请刘承幹到苏州出资结束房地产契，转交给张仲仁弟弟张一鹏管理。1939年秋，姚达孙院长病逝。1945年抗战胜利后，姚棫芬回到苏州，多次与国民党汽车连方面交涉，要求返还苦儿院的房屋，直到1947年汽车连撤走，房子已经破旧不堪，原有房屋二百余间被拆盗严重，后来修了部分房屋，开办了私立念达小学，后来拓展校园，学生一度达到三百余名，教职员也有十多人，似乎又回到了苦儿院的盛况时期。
1949年苏州解放，1950年该校旧址由苏州市文教局接管，学校后来并入苏州新民桥小学，原院址则给了苏州茶厂使用。至此，苏州苦儿院的历史渐渐消失在人们视线之中。
回望苏州苦儿院的历史，虽然并没有持续和完整的记录，但至少从一些日记、报道和回忆文章中可以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在大变革时期，众多无家可归的孩子仍有人在参与募捐抚养，并及时成立了相关场所，给予他们良好的生活保障和教育机会。同时还在积极探索工学并举的方式，希望慈善机构能够进入良性循环。在这其中，无论是政府、官员、旧宦还是富商、书画家、媒体等，都在合力推动此事的运行，可以说从这家苦儿院的历程，亦能见证出近代慈善事业的一斑，同时也可以一窥近代各界人士对于慈善事业的自觉和热诚。
引用文献：
1.《求恕斋日记》，刘承幹 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8月。
2.《苏州苦儿院》，作者：姚棫芬，《文史资料选辑》。
3.《刘承幹参与创办苏州苦儿院事钩沉》，作者：祝淳翔，澎湃新闻网。
4.《民国时期江南地区苦儿院研究》，作者：方乾坤，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辛亥革命中赤十字社及其慈善活动论述》，作者：池子华，6.《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7.《民国时期江南地区苦儿院》 作者：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公益时报》，2022年4月26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