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土地
" bdsfid="316">不仅仅是像南非种族隔离国家这样的保守右翼政权让定居殖民征服消失了。通过采纳并具体化种族隔离范式，南非的左翼自由主义传统、国际左翼以及“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该秩序尚未正式废除基础性的“发现原则”和“征服权”——不仅将定居殖民主义和原住民土地被剥夺自然化，而且批准了它。
作者：帕纳什·奇古马齐
编辑：阿K
在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签署《2024年第13号征收法案》（Expropriation Act 13 of 2024）后不到三周，唐纳德·特朗普便宣称，这是对南非白人“权利”表现出的“令人震惊的无视”。这项历史性但温和的法案，实际上只是为了应对所谓“后种族隔离”国家中原住民土地被剥夺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在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这位南非白人侨民——的怂恿下，特朗普甚至提议为那些逃离所谓“白人种族灭绝”的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提供美国难民庇护。
特朗普当然没有提及这些南非白人是如何最初获得“权利”的：在这个国家，白人仅占人口的7.2%，却拥有72%的私人农田，而作为多数群体的黑人仅拥有4%。他也没有提及这个前殖民地始于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征服好望角的定居殖民战争史；更没有提及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Natives Land Act）——该法案将93%的土地权利赋予了白人定居者少数群体，而将黑人原住民多数群体限制在仅7%的土地上。
在种族话语中，“种族隔离”（Apartheid）这一概念被过度呈现和强调了。
至于南非的“白人种族灭绝”说法早已被揭穿为白人至上主义的谣言，这一事实似乎并不重要。同样被忽视的是，拉马福萨签署的法案仅仅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通行做法：即国家为了公共目的，在给予公平补偿的前提下征用私人土地。对于特朗普而言，法案中最具冒犯性的条款——即国家可以在土地被遗弃或仅用于投机的情况下无偿没收土地——实际上从未被使用过。甚至连阿非利卡人“民权”团体的伞状组织“团结运动”（Solidarity Movement）也不仅拒绝了特朗普的安置提议，还急忙澄清：“我们并没有指责政府进行大规模土地掠夺。”
阿非利卡人的受害者叙事既虚假又荒谬，但这并不妨碍其发挥强大的转移视线的作用，掩盖了自荷兰定居者首次征服好望角以来困扰南非的、关于土地的真实斗争。确实，有些人试图仅通过近期历史来解释国家的困境，聚焦于右翼保守运动，而非其背后的深层力量。这种解释不仅在智力上显得懒惰，更掩盖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一个在过去两个世纪困扰该国自由主义和左翼传统的问题：简而言之，想象“种族隔离”的终结容易，但想象“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的终结却很难。
尽管“种族隔离”——即阿非利卡人国民党（Afrikaner National Party）于1948年实施的种族隔离和“分立发展”官方政策——仅存在了短短46年，但它不仅成为分析该国三个世纪定居殖民征服和原住民土地被剥夺历史的主导框架，更在种族话语中被过度强调。以至于它已成为自由派和左派描述全球种族、阶级和性别不公的通用术语：从以色列的种族政权及其对西岸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到阿富汗的“性别种族隔离”、印度的种姓制度，再到新冠疫情期间的“疫苗种族隔离”。
然而，很少有使用该术语的人会追问，它是否准确描述了导致南非历史此刻的不公正根源。我们所知的“种族隔离”时期，发生在定居殖民征服这一既定历史事实很久之后。更糟糕的是，正如人类学家帕特里克·沃尔夫（Patrick Wolfe）所言，聚焦于种族隔离掩盖了一个事实：定居殖民主义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持续的结构；因此，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种族隔离，而在于定居殖民主义。
当然，南非黑人知识传统中的许多人都曾精准地指出过这一点，但这些见解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在全球左翼关于种族隔离的话语中，存在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那是关于南非黑人的思考，却并非与南非黑人共同思考。人们挖掘这一传统中的原始政治素材，却输出普遍化的理论。除了在国际人权话语中例行公事地引用曼德拉或图图大主教的名言外，知识分子、活动家和政策制定者往往对南非黑人的政治思想和知识传统表现出惊人的漠视。例如，虽然许多人将曼德拉及其非洲人国民大会（ANC，非国大）奉为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偶像，但很少有人知道，成立于1912年以应对1913年《原住民土地法》的非国大，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黑人政党，也因此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连续性政治和知识传统之一。
几代南非黑人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曾批评和挑战将“种族隔离”作为范式历史框架的做法，并拒绝接受那种认为废除隔离和实现民主化是黑人解放斗争唯一目标的自由主义观念。最早提出种族平等和去隔离化（而非自决和主权）应成为黑人斗争最终目标的，或许是拥有两个世纪历史的南非开普自由主义传统（Cape Liberal tradition）。从19世纪初伦敦传教会的范德坎普牧师（Johannes van der Kemp）和约翰·菲利普（John Philip）为失去主权的科伊人（Khoe）和桑人（San）发起的民权运动开始，到1828年废除农奴制、1834年废除奴隶制，再到1853年建立英国殖民地中最自由的宪法和世界首个有资格限制的非种族选举权，开普自由主义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影响最深远的自由主义传统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民权传统的孕育之地。
与南非自由主义传统发展并行的，是对自由主义无法保障黑人解放、无法解决土地被剥夺和原住民主权问题的两个多世纪的批判。其中最尖锐的批判来自阿扎尼亚传统（Azanian tradition）。作为南非泛非主义和黑人意识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s）的先驱，该传统汲取了数百年来原住民反抗土地被剥夺和全球解放运动的经验，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罗伯特·曼加利索·索布克（Robert Mangaliso Sobukwe）和史蒂夫·班图·比科（Steve Bantubonke Biko）等黑人自由战士的崛起而声名鹊起。
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反种族隔离成为国际著名议题时，阿扎尼亚传统仍坚持其批判立场。1985年1月14日，作为阿扎尼亚传统继承者于1978年成立的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在索韦托的里吉纳蒙迪大教堂阻拦了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访问。抗议者指责肯尼迪来南非只是为了“反对种族隔离，从而将我们的斗争降格为一场民权斗争”。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拒绝接受由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1946年民权委员会构想、并由肯尼迪等人在此后国际上倡导的冷战时期自由主义民权框架，他们宣称自己不是反种族隔离运动，而是“解放运动”——对其而言，“种族隔离只是我们争取民族自决和收回土地斗争的出发点”。
近期，资深记者马塔塔·采杜（Mathatha Tsedu）在为彼得·马古班（Peter Magubane）——这位记录了南非国民党罪行的著名摄影师——撰写的讣告中，重申了阿扎尼亚传统对自由主义种族隔离范式的批判。采杜讽刺本地和国际自由派媒体将马古班“降格”为仅仅是“争取使用相同厕所或海滩”的“反种族隔离活动家”，他认为马古班应被尊为致力于“终结那个让黑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外国人的定居者驱动体系”的“自由战士”。采杜引用比科1970年批判白人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白人皮下的黑人灵魂？》（Black Souls in White Skins?）指出，自由派拥抱反种族隔离斗争是因为“他们希望废除隔离设施”，而“剥夺人民土地过去被视为、现在依然被视为要么行不通，要么不合理”。换言之，在自由主义的想象中，终结种族隔离和种族隔离制度是“可行的”和“合理的”，而终结定居殖民主义和原住民土地被剥夺则是“行不通的”和“不合理的”。
很少有采用这一术语的人会质疑，“种族隔离”是否准确描述了南非历史（及其他地区）不公正的根源。
人们很容易将这种区分——即一方是反种族隔离和民权斗争，另一方是解放斗争——视为南非人之间狭隘的争论，认为其与那个将“种族隔离”视为反人类罪同义词的广阔世界关联不大。但南非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所选择的道路对非洲大陆乃至更远的地方都产生了后果。回想一下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在2016年那封广为流传的信《南非对津巴布韦的政策：概要》（South Africa’s policy towards Zimbabwe: A synopsis）中的言论，他在2018年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去世后的纪念讲座中重申了这一点。姆贝基提醒我们，当南非于1990年开始结束种族隔离的谈判时，时任英联邦秘书长埃梅卡·阿尼亚奥库（Emeka Anyaoku）曾要求穆加贝总统推迟其政府的土地再分配计划，直到南非正式结束种族隔离，因为英联邦秘书处担心津巴布韦更激进的计划会“吓坏南非白人”，并破坏国际社会对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支持。这种国际支持此前已确保联合国通过了1973年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根据支撑该公约的自由主义逻辑，南部非洲白人定居者政权犯下的反人类罪被定义为“种族隔离和歧视”罪，而非定居殖民主义、原住民土地被剥夺和丧失主权的历史罪行。
然而，如果你问我的祖母或叔叔为什么他们参加津巴布韦的“奇穆伦加”（Chimurenga）——即20世纪70年代反对罗得西亚定居者国家的解放战争，他们不会回答是为了“一人一票”、去隔离化或在民主化定居者国家享有平等权利这些“可行”且“合理”的目标；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参战是为了夺回祖先的土地。不这么认为是对我们祖先历史意识的背叛。当英联邦要求穆加贝推迟津巴布韦土地本土化进程时，这一举动清楚地表明：解放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的自由主义是不兼容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种族隔离”一词已远播至南部非洲之外。特别是，从80年代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和尤里·戴维斯（Uri Davis），到90年代首批访问巴勒斯坦的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人，再到2024年7月的国际法院，一系列个人和机构都将以色列定居者政权定性为“种族隔离”政权。随着武装斗争的失败和奥斯陆协议关于巴勒斯坦主权与自决的国家主导谈判陷入僵局，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活动家和草根组织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也转向了种族隔离框架。正如“抵制、撤资、制裁”（BDS）运动创始人奥马尔·巴尔古提（Omar Barghouti）所言，这主要是被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中“自由、正义和平等权利的普遍原则”对国际公民社会的共鸣所吸引。
但像他们的南非同行一样，巴勒斯坦活动家也面临着“隔离式种族隔离”范式的局限。2011年11月，六名巴勒斯坦“自由乘车者”（Freedom Riders）受美国民权运动反吉姆·克劳法（Jim Crow）隔离斗争五十周年的启发，登上了仅限以色列人乘坐的公交车，赢得了国际赞誉。但他们很快面临来自巴勒斯坦同胞的内部批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权律师努拉·埃拉卡特（Noura Erakat）写道，这些人“将此行动理解为以牺牲解放土地为代价的融合诉求”。这种对“隔离式种族隔离”范式的激进批判表明：解放运动既非人权运动，也非民权运动。“为了避免将人权框架的模棱两可倾向与非殖民化实践混淆，必须制定政治纲领，”埃拉卡特认为，“诉诸普遍主义可能会因为将巴勒斯坦问题框架化为争取平等的运动，而无意中将其去政治化。”（巴勒斯坦自由乘车者后来澄清，他们不仅仅是“寻求废除定居者公交车的隔离”，也是为了“能够在其自己的土地上自由通行”。）
反对定居殖民主义和土地被剥夺的斗争，是如何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被视为行不通和不合理的？这不仅具有启发意义，更值得铭记的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保护个人免受国家侵害的自由主义人权框架，才决定性地取代了集体自决和主权的反殖民原则。正如历史学家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所指出的，冷战晚期向“人权转向”——以联合国1971年种族隔离公约、大赦国际1977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以及吉米·卡特倡导全球人权为标志——其前提是西方前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前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危机，重新确立其政治权威，并重夺自由主义在作为帝国侍女期间失去合法性后的道德和意识形态霸权。
然而，战后秩序中原住民拥有主权的“不可行性”和“不合理性”有着更深的根源。自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将反殖民民族主义的自决要求作为新革命国际的核心原则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便一直在挪用其激进内涵。在政治理论家阿多姆·格塔丘（Adom Getachew）所称的一战后“反革命时刻”中，南非总理扬·斯穆茨（Jan Smuts）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为前德国殖民地和奥斯曼领土新成立的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体系中，“剔除了布尔什维克自决权的革命意涵，重新利用这一原则来维护种族等级制度”。《国际联盟盟约》中概述的种族分层委任统治体系，通过声称那些“尚不能在现代世界艰苦条件下独立生存的民族”需要“文明的神圣信托”下的“监护”，颠覆了反殖民的自决要求。
反对定居殖民主义和土地被剥夺的斗争是如何被视为行不通和不合理的？
随后，随着反殖民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壮大，以及美国准备加入二战，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在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中将自决和主权作为名义上的普遍原则加以倡导，以此勾勒他们对战后国际体系的愿景。与国联种族家长式的委任统治体系不同，《大西洋宪章》声明盟国将“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其生活之政府形式的权利”，并“希望看到主权和自治权归还给那些被强行剥夺了这些权利的人”。尽管丘吉尔在1941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辩称该原则仅适用于被纳粹占领的欧洲，但从圣雄甘地、胡志明到纳姆迪·阿齐克韦（Nnamdi Azikiwe）和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等反殖民领袖坚持认为自决权是普遍的——这些权利也应赋予他们的国家。
非国大也对《大西洋宪章》做出了回应。在其1943年12月的声明《非洲人在南非的主张》（Africans’ Claims in South Africa）中，该党讨论了南非黑人原住民多数群体的自决和主权问题，并首次在书面上宣布自己是“解放运动”。然而，非国大在该文件中表达的立场，以及其关键的战后意识形态声明——1955年的《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表明其“解放”愿景始终存在局限，这佐证了阿扎尼亚传统长期以来将非国大视为民权运动的批评。
19世纪末的征服战争中定居者击败了南部非洲最后的主权原住民国家后，非国大（当时称为南非原住民国民大会）应运而生。它源于两股潮流：一是“埃塞俄比亚主义”（独立黑人教会）运动；二是黑人政治传统，即请愿实现开普自由主义传统中“文明人享有平等权利”的非种族承诺。尽管非国大第四任主席、激进的加维主义-共产主义者约西亚·古梅德（Josiah Gumede）曾在1930年被罢免前短暂推动非国大呼吁“非洲是非洲人的”，但受过教会教育的保守黑人男性作为精英民权运动的领导者，主导了非国大的前四十年。
因此，当世界各地的解放运动抓住《大西洋宪章》关于自决和主权作为普遍权利的承诺时，在温和派主席A.B.祖玛（A.B. Xuma）领导下的非国大被迫澄清其立场。尽管在《非洲人的主张》中宣布自己是“解放运动”，非国大却明确表示，虽然“在非洲某些地区应该可以赋予非洲人主权并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但在南非联邦，“鉴于政治上根深蒂固的欧洲少数群体统治多数人口的特殊情况，非洲人要求完全公民权和直接参与国家所有议会的诉求应得到承认”。换言之，非国大并不要求黑人原住民多数群体享有“主权和自治”，也不挑战定居殖民征服。相反，通过宣称继续信仰“基督教、民主和文明标准”，非国大只要求通过扩展“所有欧洲人在南非享有的完全公民权利”，来参与和民主化现有的定居者国家。
仅仅五年后，随着新当选的国民党于1948年正式实施种族隔离，非国大发现即便其“可行的”平等权利目标也变得遥不可及。为了应对黑人多数群体迅速恶化的处境以及非国大的无效反应，由安东·穆齐瓦凯·伦贝德（Anton Muziwakhe Lembede）和A.P.姆达（A.P. Mda）等人领导的新成立的非国大青年联盟中的激进“非洲主义者”（Africanists），将非国大从一个精英权利请愿组织转变为拥有10万成员的大众运动。非洲主义者制定了非国大1949年的《行动纲领》，高声呼吁非洲人民的“自决权”。随后的1950-1952年“蔑视不公法运动”首次将世界的注意力引向南非黑人的解放斗争，并促使联合国成立委员会调查南非的“局势”。非洲主义者的灵感并非来自权利话语，而是来自全球反殖民抵抗运动以及19世纪非洲主权国家建设者（如祖鲁族的沙卡、巴索托族的莫舒舒和恩德贝莱族的姆齐利卡齐）的原住民政治哲学。
非洲主义派别对原住民最重要求的强调，导致他们抗议本党的标志性文件——1955年的《自由宪章》。该宪章在其著名的序言中宣称：“南非属于所有居住其中的人，不论黑人还是白人。”作为温和派非国大开普省主席Z.K.马修斯（Z.K. Matthews）与国大联盟（Congress Alliance，包括非国大、南非印度人大会、南非有色人种组织和南非民主大会）核心成员的构想，《自由宪章》不仅是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基础文件，也是后种族隔离宪法的基石。它设想了一个彻底民主化的定居者国家：一个非种族、非性别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人享有平等的人权！”，并且通过工业国有化，“人民共享国家财富！”然而，通过宣布“土地属于所有耕种它的人！”，《自由宪章》回避了原住民土地被剥夺的历史问题，其非种族普遍主义为所有人——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定居者——提供了一块历史的空白板。
尽管其诞生的流行叙事将《自由宪章》描述为“全体人民的意志”，但一个关键的争议点在于，它最终是国大联盟内部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人的作品，其中包括被广泛认为是主要起草者的莱昂内尔·“拉斯蒂”·伯恩斯坦（Lionel “Rusty” Bernstein）。他将成千上万的诉求转化为宪章的关键条款，包括为其整个过程定调的有争议的序言。甚至非国大的关键人物，如当时已中风的总主席阿尔伯特·穆温比·卢图利（Albert Mvumbi Luthuli），也曾著名地承认他们在宪章通过前并不完全清楚其最终内容，这表明精英对最终文件的控制以及其流通的局限性。
尽管并非宪章的主要起草者，当时在运动中稳步晋升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成为了其最重要的公开支持者之一。在1956年为《解放》（Liberation）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曼德拉为该文件辩护，称其“绝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尽管它呼吁工业国有化——这进一步助长了非洲主义者对《自由宪章》是“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物的批评。相反，曼德拉写道，宪章是呼吁“非洲式资本主义”和“非欧洲资产阶级”的发展。这一主张他在几十年间多次重申，从1964年的利沃尼亚叛国审判证词，到1989年向阿非利卡人同行的保证，再到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后种族隔离时代的一些左翼人士常说曼德拉在南非向民主过渡期间向资本“出卖了我们”。但这种观点既使那个时刻脱离了历史背景，又将其个人化：细读孕育了曼德拉的非国大百年知识和政治传统，就会发现拥抱资本一直是其意识形态核心的一部分。尽管非国大以其作为一个“广泛教会运动”而自豪（例如它能在40年代和50年代孕育激进的非洲主义运动），但它始终视这些激进组织为与其精英维权组织愿景相冲突的麻烦制造者。
事实上，非洲主义者确实在反抗非国大《自由宪章》中的愿景，最终完全拒绝了该文件及其关于土地“属于所有人”的非历史性主张。他们拒绝承认名为“南非”的定居殖民国家的历史合法性，并将原住民的主权土地称为“阿扎尼亚”（Azania）。他们（用颇具男性中心主义的措辞）指出：“说南非属于每个人是一个历史谬误：既属于压迫者也属于被压迫者，既属于强盗也属于被抢者。阿扎尼亚不是一个时刻属于所有人的妓女。”
受到1958年阿克拉全非人民大会——特别是恩克鲁玛关于独立非洲国家和非洲统一的开幕演讲——的鼓舞，以罗伯特·索布克为首的非洲主义者退出了非国大，成立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PAC，泛非大）。在索韦托奥兰多举行的泛非大成立大会上，索布克宣称：“我们在政治上的目标是建立非洲人治理、为非洲人服务、由非洲人组成的政府，任何只效忠于非洲并准备接受非洲多数人民主统治的人都被视为非洲人。”对于索布克和泛非大而言，只有在阿扎尼亚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无论种族如何，所有人才能受到欢迎——前提是他们接受并支持土地所属的原住民多数群体的自决和主权。泛非大以“Izwe Lethu!”（“我们的土地！”）为官方口号，坚持认为定居者国家不仅要民主化，而且必须通过将土地归还给原住民来推翻。
诚然，泛非大的阿扎尼亚传统在人数上从未达到其对手非国大的规模，但它常常左右斗争的轨迹。20世纪南非黑人寻求解放的两个最关键时刻——1960年91名手无寸铁的泛非大成员惨遭杀害的沙佩维尔大屠杀，以及1976年黑人青年的索韦托起义——分别激励了泛非大和黑人意识运动。特别是沙佩维尔大屠杀后种族隔离国家的血腥暴力，促使非国大和泛非大都转向了武装斗争。
关键在于，非国大愿意拿起武器常常导致人们错误地将其认定为解放运动。然而，当曼德拉引用茨瓦纳语谚语“Sebatana hase bokwe ka diatla”（徒手无法抵挡野兽的攻击）所体现的原住民政治哲学，作为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卢图利的基督教和平主义原则面前组建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军事派别的理由时，他确认了暴力或非暴力只是战术问题而非原则问题。（讽刺的是，这种自卫权的原住民诉求正是源于自决权和主权。）在民权运动和解放运动中，手段都不能与政治行动的目标混为一谈。
事实上，正如非国大113年的历史所示，民权运动可以有保守、温和及激进的形式，但它们最终都没有触及土地问题和定居者国家。保守的民权运动——如1943年《大西洋宪章》之前的非国大，要求“文明人”享有平等权利——呼吁通过在现有定居者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结构内部参与，将政治和公民权利有条件地扩展到社会的选定成员。温和的民权运动——如1943年后的非国大，呼吁“享有所有南非欧洲人享有的完全公民权利”，同时拒绝为黑人原住民多数群体呼吁“自治”和“主权权利”——要求通过在现有结构内部参与，将权利完全扩展到社会所有成员。而在其激进形式中，民权运动——如《自由宪章》后的非国大，宣称土地“属于所有人”——要求通过民主化现有的定居者国家结构来实现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身份。1955年的《自由宪章》——至今仍是非国大和国大传统的核心意识形态声明——之所以激进，是因为非国大摒弃了“文明人享有平等权利”的有条件要求，转而为所有人要求权利，但仍未能解决原住民这一主权问题。
直到包括2024年《征收法案》在内的今天，非国大对后种族隔离时代土地问题的回答一直是一个失败的实验：世界银行支持的“愿卖愿买”（WSWB）模式，这是一种基于按市场价格自愿购买土地的市场主导型农业改革。当WSWB原则在1993-1996年民主过渡时期首次占据后种族隔离南非土地改革议程时，它反映了非国大在后冷战时代经济思维从左翼民族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迅速转变。非国大1992年的《准备执政》政策声明曾主张征收和其他非市场机制进行土地再分配，其1994年竞选宣言《重建与发展计划》（RDP）也是如此。一旦掌权，新的土地事务部便在国内外开展了广泛咨询，包括与世界银行等国际顾问的磋商。几年后，WSWB原则成为该部1997年《南非土地政策白皮书》的基石。
世界银行对后种族隔离时代土地改革议程的俘获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形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高潮并迎来1994年种族隔离法律终结的同一股历史力量——柏林墙倒塌预示的“历史终结”、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的胜利以及人权范式——同时也扼杀了在南非终结定居殖民主义和土地被剥夺的可能性。面对前线国家的外部压力以及后冷战时代强化武装斗争不再可行的现实，曼德拉的非国大通过保护白人财产权——即所谓的“谈判解决方案”——确保了黑人的政治权利（而非主权）。
1996年，通过公布国家新宪法，非国大兑现了这一妥协。该文件在通过时，其公民权利、义务和条款的范围是前所未有的。到2021年，南非宪法法院已成为世界上被引用次数第二多的法院。著名自由派法学学者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称赞其为“世界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宪法”。然而，将其置于1492年开启的定居殖民现代性的长时段和南非自身三个世纪的定居殖民历史中来看，宪法对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确认，回避并合理化了土地和财产是如何获得的暴力历史。
“说南非属于每个人是一个历史谬误：既属于压迫者也属于被压迫者，既属于强盗也属于被抢者，”非洲主义者辩称。
直到最近，精英法律学术界才表现出愿意倾听南非黑人对后种族隔离宪法秩序的质疑。2017年5月，法律学者聚集在比勒陀利亚大学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上，题为“征服、宪政主义和民主争论”，旨在“认真对待1994年后南非宪政主义在道德、智识和政治上的瓦解，探究其是否能够充分回应奴隶制、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所产生的根本矛盾”。与会者包括“宪法废除主义者”——主要来自日益具有影响力的阿扎尼亚法律法理学传统——他们认为定居殖民征服的历史不公仍然是一个持续的伦理紧迫问题。他们借鉴阿扎尼亚政治传统和哲学家莫戈贝·拉莫斯（Mogobe Ramose）关于“乌班图”（Ubuntu）作为非洲法律哲学的著作，对后种族隔离宪法的哲学、历史和文化基础提出了全面挑战，视其为“征服者的法律”：一份批准定居殖民掠夺战争结果的文件。
至于非国大，虽然它基本上驳回了阿扎尼亚派的批评，但它被迫承认土地问题的紧迫性，以及不成比例地影响原住民黑人多数群体的持续不平等、贫困和失业问题。2024年的《征收法案》就是这种倾向的象征；它试图通过宪法秩序来纠正土地问题。对于阿扎尼亚派和其他黑人主导的反对党如经济自由斗士党（EFF）来说，该法案是对“征服者法律”的改良主义批准，也是对那些通过定居者征服不公正获得土地者的非法“私有财产权”的认可。阿扎尼亚派的核心要求依然是原住民恢复对整个领土（阿扎尼亚）不受阻碍的主权所有权，而不仅仅是再分配。因此，虽然法案允许在特定情况下“零补偿”，但问题不在于是否支付补偿，而在于当前土地所有权模式的历史非法性——这一事实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将永远被掩盖。
II.
“种族隔离”的概念继续在世界自由派和左翼知识界占据主导地位。例如，2012年，得斯蒙德·图图断言“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比南非的种族隔离更糟糕”——这是一种徒劳的比较，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它暴露了种族隔离范式在关注黑人原住民特定困境时的局限性，但这已成为南非及其他地区的常识。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活动家和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这一类别的局限性，转而支持另一种分析范式：定居殖民主义。然而，即便这一范式比种族隔离框架狭隘的历史观更接近事实，其流行理论——如沃尔夫广具影响力的论点，即定居殖民主义普遍受“消灭”原住民逻辑的支配——仍然无法解释定居者社会中的重要差异。这些理论能解释南部非洲定居殖民主义、种族和反黑人主义之间的关系吗？当“原住民”是黑人时会发生什么？
罗宾·D·G·凯利（Robin D. G. Kelley）等历史学者已经证明，南部非洲定居者当局所谓的“原住民问题”是由消灭和榨取双重逻辑定义的：南部非洲的白人少数定居者面临着一种自相矛盾的需求，即既要将多数黑人原住民从其土地上清除，同时又要榨取黑人的劳动力。以南非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为例，该政策使少数定居者国家能够将原住民黑人从白人定居者觊觎的肥沃土地上赶走，并将他们限制在作为“原住民保留地”的贫瘠土地上。从那里，拿着低于养家糊口微薄工资的黑人男性被送往遥远的矿山和农场工作，而黑人女性则勉强维持生计。在此过程中，南非矿业和农业资本有效地榨取了黑人女性的无偿再生产劳动，并借此获得了惊人的利润。事实上，南非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过程的认识，使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创造了如今流行的术语“种族资本主义”。
症结在于：除了揭示消灭和榨取黑人原住民的矛盾逻辑外，黑人女性无偿再生产劳动对南部非洲定居殖民社会的中心地位，揭示了其根源在于跨大西洋奴隶制的逻辑——一种反黑人主义的逻辑，其定义是鞭笞与欲望、蔑视与渴求并存，以及它自我再生产所需身体的在场与缺席。
关注定居殖民统治下黑人原住民的特定困境，可以清楚地看到种族隔离框架的缺陷。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如果不去面对好望角176年的主奴关系、直到19世纪末内陆地区的奴隶掠夺，或者仿效巴西奴隶采矿模式的英国工业采矿，就不可能理解种族隔离时期臭名昭著的“主仆法”——该法最早实施于1841年，即废除奴隶制七年后，并继续管辖劳动关系直至1974年。从阿默斯福特号（Amersfoort）在殖民地建立六年后运来第一批奴隶开始，奴隶人数就超过了定居者——并且从1711年到1834年解放为止一直如此，南非定居者社会的起步和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拥有奴隶的社会，而是一个奴隶社会。废奴仅仅将定居殖民地从主奴社会转变为一个后来在种族隔离下被完善的主仆社会。
然而，直到种族隔离制度崩溃之前，由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激进左翼修正主义者形成的史学共识是，种族隔离几乎完全是19世纪和20世纪采矿业和工业资本主义、城市化以及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独特产物。尽管伊莎贝尔·爱德华兹（Isobel Edwards）的《走向解放：南非奴隶制研究》（1942）开创了南非奴隶制的学术研究，但直到种族隔离的最后几十年，像奈杰尔·沃登（Nigel Worden）的《荷兰南非的奴隶制》（1985）这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才开始系统地挑战正统观点，即南非奴隶制“只是”“温和”暴力、小规模、局限于开普地区，因此无关紧要。
自那时起，后种族隔离时代对奴隶历史的重拾，一方面见证了将那个时代带入公众记忆前沿的历史事件。2002年，法国归还了19世纪最著名的被奴役女性、戈纳夸科伊族女性萨拉·巴特曼（Sara Baartman）的遗骸；2015年，研究人员在开普敦海岸外发现了“圣若泽号”（São José）奴隶船，这艘葡萄牙船只在1794年运送512名被奴役的莫桑比克人前往巴西途中沉没。如今，“圣若泽号”被安置在南非伊齐科博物馆（Iziko Museums）和美国国家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之间，它是跨大西洋和印度洋奴隶贸易相互关联性的显著体现。它不仅是第一艘被确认的运送被奴役非洲人的船只，也是面对废奴运动兴起和西非及中非来源枯竭时，试图将大量东非人引入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最早已知记录之一，这一做法将奴隶贸易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延长了数十年。
另一方面，这些历史也已被证明是少数定居者的有力工具。近年来，阿非利卡定居者愤世嫉俗地回收和挪用了长期被忽视的被奴役者家族谱系，声称被奴役的“始祖母”（stammoeders）是他们自己的祖先——这是许多后种族隔离时代定居者在所谓“彩虹之国”挪用原住民身份的策略之一。而且，尽管公众重新关注奴隶历史，但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过渡正义机构如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其法律授权仅处理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至1994年曼德拉就职期间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中，奴隶制被排除在官方认可的国家历史不公时间线之外。在此背景下，黑人女权主义活动家、学者、视觉艺术家、诗人、小说家和电影制作人——其中包括伊薇特·亚伯拉罕斯（Yvette Abrahams）等人——领导了要求对奴隶制持续伤害进行修复和赔偿的呼吁。
奴隶制不仅构建了定居殖民者对南部非洲所谓原住民问题的回应。它还构建了欧洲定居者对所谓新世界原住民问题的回应，改变了全世界所有民族在奴隶制法律终结期间及之后的命运。为了理解这一点是如何发生的，值得从20世纪的种族隔离退后一步，回到15世纪初跨大西洋奴隶制出现后的定居殖民现代性的诞生时刻。
在葡萄牙人从现在的毛里塔尼亚捕获11名非洲人并于1444年启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48年后，在1455年教皇诏书授予葡萄牙对非贸易垄断权和奴役非洲原住民权力的38年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伊斯帕尼奥拉岛，标志着定居殖民现代性的黎明。换言之，定居殖民现代性诞生于跨大西洋奴隶制的子宫。
正如马哈茂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所示，1492年，而非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代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成立时刻，其自由主义特征以宗教宽容和（欧洲）国家内部及相互间主权的相互承认为标志。定居殖民现代性是欧洲通过驱逐解决内部冲突动力的强化：不仅将欧洲的冲突和战争驱逐到非欧洲人民和土地上，还将欧洲的过剩和不受欢迎的人口驱逐到其定居殖民地。例如，1688年逃离法国天主教宫廷并在开普敦登陆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正是随着宗教改革的暴力将欧洲定居者抛向大西洋两岸。又如1820年，在拿破仑战争后面临失业危机的英国，决定将5000名公民安置到英属开普殖民地——这是南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次定居者涌入。
哥伦布登陆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次年，定居殖民现代性的奠基法律文件——1493年教皇诏书《凡非基督徒之土地》（Inter Caetera）——授予西班牙殖民、皈依和奴役新“发现”土地上“原住民”的权利。该诏书将西班牙和葡萄牙对这些土地的占领转变为其他欧洲国家必须尊重的合法主权。通过两个关键原则，它还使否认原住民人民的主权成为定居殖民现代性和现代国际法的核心原则：欧洲定居者的“征服权”和“发现原则”，后者赋予欧洲基督教国家对他们“发现”的土地的主权要求，即使这些土地已由非基督教原住民居住，实际上消灭了原住民的所有权和权利。诏书颁布，非欧洲人（因非基督徒身份）没有任何欧洲人（因基督徒身份）必须尊重的权利。几个世纪后，在2000年，《凡非基督徒之土地》诏书因一小群天主教徒请愿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否认该原则而成为国际头条新闻。2023年，教皇方济各为此道歉，并正式承认原住民“非基督教人民”的主权权利。
形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高潮的同一股历史力量，同时也扼杀了终结土地被剥夺的可能性。
在《凡非基督徒之土地》诏书颁布不到一个世纪后，著名的1550-1551年巴利亚多利德辩论（Valladolid debate）成为欧洲定居者首次试图解决我们要说的原住民问题的重大尝试。在西班牙神学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和胡安·吉内斯·德·塞普尔韦达（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的辩论中，前者确认了1537年禁止奴役“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的教皇诏书，认为他们拥有理性的灵魂，因此能够接受基督的话语。因此，他们不能像塞普尔韦达所争辩的那样被视为“天生的奴隶”。辩论结果尚无定论。尽管如此，西班牙还是采纳了拉斯·卡萨斯的建议：虽然应禁止奴役美洲原住民，但非洲人特别适合作为家奴。
拉斯·卡萨斯已明确这一点：所有黑人——无论是那些从其土地上被盗并被奴役在新世界的人，还是那些后来土地被盗的非洲人——都无权对身体或领土拥有主权。与此同时，欧洲人在道义上有义务通过不奴役美洲原住民来尊重他们的身体主权，尽管他们没有义务尊重其领土主权。
因此，拉斯·卡萨斯确立了对黑人身体和领土主权的双重不承认为定居殖民现代性发展的核心。非洲本土黑人的土地主张也因此变得双重无效：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体没有可执行的主张，他们怎么可能对他人必须尊重的土地和领土拥有任何主张？（反之亦然——这是领土犹太复国主义要求建立和维护以色列民族国家的核心问题：如果一个人对他必须尊重的土地和领土没有主张，他怎么可能拥有身体主权？犹太定居殖民主义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理由，正是受到一个民族的身体和领土主权密不可分这一观念的驱动。）
同样的逻辑塑造了17世纪中叶以后荷兰征服和定居好望角的轨迹。在大部分从事奴隶贸易的“荷兰黄金时代”，荷兰西印度公司主要推动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而其姊妹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则垄断了印度洋奴隶贸易。此外，当英、法、西、葡等国建立和扩大其基于奴隶制的帝国时，荷兰提供了支撑全球奴隶贸易的资金和技术。
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欧洲定居点；五年后，阿默斯福特号运来了第一批奴隶——174名安哥拉儿童，他们的人数超过了荷兰定居者，将定居殖民地转变为奴隶社会。到1806年英国第二次夺取开普时，荷兰已从东南非到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整个印度洋盆地输入了至少63,000名灵魂，这还不包括被荷兰人征服和奴役的原住民非洲人。早在1673年，VOC就授予其定居者（荷兰市民）组建突击队（kommandos）的权利，这些突击队与原住民非洲人争夺土地和牲畜，并在内陆进行奴隶掠夺。到1775年，奴役原住民非洲人通过所谓的“学徒制”被正式合法化——即奴役那些因征服战争而成为孤儿的非洲儿童或18至25岁的年轻人。
从1795年大英帝国首次夺取荷兰开普殖民地直到1899-1901年南非战争，奴隶制问题实际上调解或决定了每一次关于“原住民”和领土的重大英布冲突。英国在1828年废除开普的农奴制和1834年废除奴隶制，引发了所谓的1835-1846年“大迁徙”（Great Trek），即布尔人奴隶主定居者向南非内陆的出走。布尔人领袖彼得·蕾蒂夫（Piet Retief）在其著名的1837年《宣言》中宣称：“我们抱怨因解放奴隶而被迫承受的严重损失。”正如美国边疆对奴隶制的关闭驱使蓄奴的南方邦联脱离联邦引发内战一样，所谓“空旷”的南部非洲内陆允许蓄奴的布尔人开始一场物理上的出走，以重建他们——用蕾蒂夫的话说——“维持主仆适当关系”的自由。
在流亡的布尔人征服内陆新领土后，英国于1843年吞并纳塔尔殖民地，后于1877年吞并德兰士瓦，借口是保护原住民免受“布尔奴隶制”的侵害。然而，吞并纳塔尔后，这群英国人却开创了臭名昭著的isibalo制度，即在纳塔尔的公共工程和农场上强迫劳动。随后的几十年里，随着英国开始从其印度殖民地寻找劳工来经营纳塔尔的甘蔗种植园和铁路，纳塔尔体现了——即便在解放后——奴隶制是如何不仅构建了对“原住民劳工问题”的回应，而且构建了对一般劳工问题的回应。在大英帝国各地，跨大西洋奴隶制的结束产生了对“后”奴隶制劳工制度的需求，这导致了所谓的“苦力”劳工制度，即从印度和中国输入契约劳工。
在英国正式废除开普奴隶制很久之后，随着1866年金伯利发现钻石和1886年威特沃特斯兰德发现世界最大金矿储量开启南部非洲的“矿业革命”，奴隶制仍然是南部非洲工业资本这一庞大机器中的幽灵。在金伯利的钻石矿场，英国矿业资本对“原住民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将南部非洲的黑人男性征召进臭名昭著的封闭式矿区系统。作为跨大西洋种植园逻辑的直接本土重述，南部非洲矿业革命推广了监狱式劳工大院和通行证制度的广泛使用——再次将黑人男性固定为廉价、受囚禁的劳动力。
就像美国内战一样，1899-1901年的南非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白人）主权的战争；英国人和布尔人还在争夺对世界最大金矿综合体以及将开采这些金矿的“原住民”的控制权。毫不奇怪，在奴隶制正式结束几十年后，战后英属南非的“原住民问题”成为1900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泛非大会的主要推动力。多米尼加律师乔治·詹姆斯·克里斯蒂安（George James Christian）在主持最后一天的讨论时，将“在16世纪被从土地上偷走”的非洲人与“现在被挤出自己土地”的非洲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正如他所问：“如果这不是奴隶制的复活，那是什么？”最终，交战的布尔人和英国人通过新成立的南非联邦和1913年《原住民土地法》，在否认黑人主权和土地主张的基础上达成了和解。
随着20世纪向国民党1948年正式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推进，定居者当局开始通过完全否认黑人原住民多数群体的原住民地位，来将定居殖民主义自然化的论述工程。在几个世纪称黑人为“原住民”之后，这个词从官方种族隔离术语中消失了；官员们开始称黑人为“班图人”（Bantu）。20世纪的定居者史学和种族隔离神话制造机器宣称，如今占南非人口近80%的黑人班图语使用者并不是几千年前到达次大陆的，而是在第一批荷兰定居者登陆好望角的同一时间首次越过林波波河。因此，黑人班图语使用者不能被视为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正如阿非利卡民族主义项目开始宣称的那样，“我们都是定居者”。
到1958年，种族隔离国家已将前原住民事务部更名为班图行政和发展部，而原住民教育则变成了备受鄙视的班图教育。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否认其土地主权主张的政治动机，黑人拒绝接受“班图”一词。正如黑人报纸《班图世界》（1956年更名为《世界报》）在1949年9月的一篇社论中所解释的那样：“政府希望非洲人正式被称为‘班图’，既不是‘原住民’也不是‘非洲人’。一位大学教授反对‘非洲人’，因为它让黑人变得如此爱国，以至于说到非洲时会说，‘这是我自己的，我的原住民土地（Native Land）。’”如果在定居殖民统治面前，黑人原住民无法对其作为“原住民土地”的非洲提出不可侵犯的主权主张，那么世界各地的黑人又怎能对主权拥有不可侵犯的主张呢？
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开始通过完全否认黑人原住民多数群体的原住民地位，将定居殖民主义自然化。正如他们所说，“我们都是定居者”。
正如第一届泛非大会代表在20世纪初所做的那样，我们在21世纪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跨大西洋奴隶制是困扰非洲及其侨民黑人主权的幽灵。在其后果中，有一股历史力量将非洲侨民（祖先被从土地上偷走）与非洲大陆黑人（土地被从祖先手中偷走）联系在一起：他们持续缺乏身体和领土主权。海地刚成为第一个黑人共和国，法国就入侵并使其背负了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能偿还的赔偿账单。一个半世纪后，海地给黑人主权投下的长长阴影确保了当世界宣布1960年为“非洲独立年”时，美国和比利时就夺走了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的性命，粉碎了刚果黑人主权超越表面独立的任何希望。
当英联邦呼吁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推迟那个激发了津巴布韦解放战争的土地再分配计划时，他们担心要求将原住民土地归还给津巴布韦黑人会破坏国际社会对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和种族隔离这一“合理”且“可行”斗争的支持。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白人身体和白人领土的不可侵犯性，是津巴布韦土地改革遭到全球反弹被当作恐吓那些敢于触及土地问题的南非黑人的原因。
“我们都熟悉白人身体的全球神圣性，”南非文学评论家恩贾布洛·恩德贝莱（Njabulo Ndebele）在2000年的史蒂夫·比科纪念讲座中提醒我们，“无论在世界何处侵犯白人身体，如果肇事者是非白人，无论白人身体的社会地位如何，都会随之而来某种严厉的报复……南非的白人特权是国际白人特权保护的受益者。”正是这种国际白人特权，让特朗普在提议为阿非利卡人提供“难民”身份的同时，惩罚试图通过《征收法案》进行温和土地改革的“主权”黑人多数民族国家南非。
1948年后南非国家的一个核心项目是否认黑人原住民多数群体作为土地“原住民”的地位，这凸显了种族隔离范式的主要问题：种族隔离本身就是一种将先前的、持续的定居殖民主义和原住民土地被剥夺历史自然化和沉默化的手段，以便为当时在政治上更可口的“民族群体”“分立发展”的隔离主义项目扫清意识形态障碍。将定居殖民征服自然化——无论是通过声称“我们都是原住民”，还是“我们都是定居者”，抑或是具体化种族隔离的种族隔离范式——都是一种使想象其终结成为不可能的做法。
换言之，不仅仅是像南非种族隔离国家这样的保守右翼政权让定居殖民征服消失了。通过采纳并具体化种族隔离范式，南非的左翼自由主义传统、国际左翼以及“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该秩序尚未正式废除基础性的“发现原则”和“征服权”——不仅将定居殖民主义和原住民土地被剥夺自然化，而且批准了它。
作者
帕纳谢·奇古马齐（Panashe Chigumadzi）是布兰迪斯大学非洲及非裔美国人研究助理教授。她著有历史回忆录《这些骨头将会升起》（These Bones Will Rise Again）和小说《甜蜜良药》（Sweet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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