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快入冬的时候，日本千叶县的一座寺庙里办了一场挺像样的葬礼。
灵堂正中间挂着个遗像，上面的人叫“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
亲戚朋友们哭得那叫一个伤心，对着棺材鞠躬告别。
可谁能想到，那棺材里头，根本不是石井四郎，就是个不知道从哪儿拉来的没人要的尸体。
真正的石井四郎，那个时候正猫在乡下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隔岸观火，看着自己一手导演的这场“死亡大戏”。
这场假的不能再假的葬礼，是他为了躲开审判走的第一步棋。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手里攥着的那些用人命换来的实验数据，是他能活下来的唯一指望。
咱们把时间往回倒倒。
石井四郎这个人，一开始的人生剧本拿得是真不错。
1892年，他出生在千叶县一个有钱的地主家里，从小就聪明，是街坊邻居嘴里的“神童”。
靠着这股子聪明劲儿，他没费多大功夫就考进了当时日本最牛的学校之一——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学的还是细菌学，这在当时可是个时髦专业。
要是他老老实实顺着这条路走，将来当个受人尊敬的大医生、大学者，那是一点问题没有。
可他的心太大了，加上脑子里那种歪了的“爱国”想法，让他拐上了一条不归路。
1920年一毕业，他就进了陆军当军医。
在军队里，他发现了一条能让他快速上位的道儿。
到了1927年，一份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怎么用化学武器的报告，彻底把他心里那头野兽给放了出来。
他开始琢磨一种新东西，一种不用开一枪、费一颗子弹，就能让一座城里的人死光的“终极武器”——细菌武器。
他那岳父，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校长荒木寅三郎，这关系可不一般。
石井四郎就借着这层关系，到处跟陆军那帮大官们吹风，说他的那套疯狂想法有多厉害：“搞细菌武器花钱少，但杀伤力大得吓人，这可是咱们大日本帝国称霸世界的宝贝。”
还真让他给说动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了咱们中国的东北，那片黑土地，就成了石井四郎眼里的“风水宝地”。
1932年，在哈尔滨南边的背阴河，一个叫“东乡部队”的神秘单位就这么建起来了。
对外挂的牌子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听着像是个搞卫生防疫、保证喝水安全的单位，实际上，这就是石井四郎把他的魔鬼想法变成现实的第一个窝点。
背阴河那地方还是太小了，根本满足不了石井四郎越来越大的胃口。
到了1936年，他把整个基地搬到了哈尔滨的平房区，在那儿盖起了一座规模巨大、什么设施都有的“死亡工厂”。
这个地方，就是后来让全世界都毛骨悚然的“满洲第731部队”。
石井四郎就是这个人间地狱的土皇帝。
他每天穿着白大褂，在那些跟迷宫似的走廊里晃来晃去，那眼神，又尖又冷。
他手底下有一帮日本当时最顶尖的医学专家，像北野政次、川岛清这些人，大家分工明确，把杀人变成了一套流水线作业：第一部专门研究鼠疫、霍乱这些要命的病菌；第二部搞活体实验，直接用人做；第三部是生产车间，大批量制造细菌；第四部是搞防疫的，怕这“武器”一不小心伤了自己人。
那些被他们偷偷抓来的中国人，有抗日的战士，也有普通老百姓，甚至还有苏联人，到了这儿，连名字都没了，只有一个代号——“马路大”（Maruta）。
在日语里，这是“圆木头”的意思。
在他们眼里，这些人已经不算人了，就是一堆等着被解剖、被实验的“材料”。
说说他们干的那些事儿：
冻伤实验。
在东北零下几十度的冬天里，他们逼着“马路大”把手脚伸进冰水里反复冻。
冻到什么程度呢？
硬得跟石头块儿似的，拿小木棍敲上去“梆梆”响。
然后，再用不同温度的水往上浇，就为了看那皮肉是怎么一块块从骨头上掉下来的。
活体解剖。
不打任何麻药，就把那些已经感染了鼠疫、炭疽的人活生生地绑在手术台上。
不管这人怎么哭喊挣扎，研究人员就那么剖开他的肚子，把还在跳的心脏、还在蠕动的肠子拿出来，仔细观察病菌是怎么一点点把人的内脏给吃掉的。
毒气实验。
把几个“马路大”关在一个玻璃房子里，然后往里头放芥子气之类的毒气。
他们在外面拿着小本子，详细记录这些人从皮肤烂掉、喘不上气到最后活活憋死的每一个细节，精确到秒。
石井四郎亲自上阵，挑选毒性最强的菌种，仔仔细细地记录每一个数据。
他甚至把自己的大儿子安排在部队里当监狱长，二儿子管那些用来做实验的动物。
在他那豪华的官邸里，他的女儿石井春海后来回忆，只记得爸爸经常穿着一件风衣回家，给她带好吃的糖果和新奇的玩具。
她哪里知道，那件风衣底下，藏着多少人的冤魂。
时间到了1945年，日本快不行了，这谁都看得出来。
美国的飞机开始在亚洲上空飞来飞去。
石井四郎的疯狂也到了头，他搞出了一个叫“夜樱作战”的计划，准备用潜艇偷偷带着装满鼠疫跳蚤的飞机，在9月22号晚上，去美国西海岸撒播瘟疫。
可这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日本就投降了。
8月15号，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传遍了日本，石井四郎知道，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他下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销毁所有证据！
731部队的楼被炸药炸成了一片废墟，堆得像山一样的文件资料被一把火烧光，所有还没死的“马路大”也都被杀了。
石井四郎带着他的核心手下和那些最关键的实验数据，急急忙忙逃回了日本。
据说在路上，他一度想过吞氰化钾自杀，但想活下去的念头最后还是占了上风。
回到千叶老家，他就搞了开头说的那场假葬礼，想来个金蝉脱壳。
但美国的情报部门也不是吃素的，很快就找到了他。
当麦克阿瑟派来的调查官找上门时，石井四郎心里清楚，审判他的时刻到了，但审判的地方，不会是在法庭上。
他一点没犹豫，把他手里的“王牌”全都亮了出来——那十几年来用活人做实验得到的数据、几千张解剖图、还有那些珍贵的病菌样本。
这些东西，是任何一个讲文明的国家都不可能、也不敢通过正常研究搞到的。
对于当时正准备和苏联搞冷战、急着发展生物武器的美国来说，这份“大礼”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一桩肮脏的交易，就在桌子底下悄悄地达成了。
有说法是，石井四郎用差不多25万日元的价格，把731部队所有的犯罪证据“卖”给了美国。
作为回报，他和731部队所有的高层，都不用去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了。
战后，石井四郎就像从人间消失了一样。
他躲在东京，开了一家小诊所，有时候还给附近的街坊邻居免费看病，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老医生模样。
他还被请到过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生物武器基地去“讲课”，传授他的那些“经验”。
1958年，在一帮731部队老部下的秘密聚会上，石井四郎最后一次露面。
那时候他说话声音已经很嘶哑了，得了喉癌晚期。
据说，他这病还是自己诊断出来的，甚至亲自从自己喉咙里取了块组织下来化验。
做了手术之后，他就彻底说不出话了。
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竟然开始信教了。
他皈依了天主教，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叫约瑟夫，也经常跑到寺庙里去听和尚念经。
1959年10月9日，石井四郎在东京的家里病死，活了67岁。
石井四郎死了，他的墓碑上刻着“忠诚院殿博学大居士”这几个字。
他女儿石井春海在很多年后接受采访时，拿出一张父亲穿着风衣的黑白照片，还是坚持说她父亲是个“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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