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1987年，在沈阳新民县农林局招待所那场特殊的“故事擂台赛”上，江帆偶遇“故事篓子”谭振山（图右），开启了长达24年的追踪研究。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核心提示
近日，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正式揭晓，辽宁大学教授江帆与新民市文化馆馆长宋长新主编的《谭振山故事全集》斩获优秀民间文学作品奖。作为中国民间文艺领域的最高荣誉，这一奖项是对这部三册装、129万字作品学术价值与文学魅力的高度认可，也是对江帆长达24年追踪研究民间故事家谭振山、深耕民俗文化田野的回报。
这部全集收录了谭振山讲述的1062则民间故事，涵盖风物传说、人物传说、动植物传说、生活故事、精怪故事、幻想故事、鬼故事七大类型，辅以《谭振山年谱》《自传》《方言注释》等六类附录，既完整呈现了口头文学的原生形态，又挖掘了故事背后的人与文化语境。近日，本报记者对江帆进行了专访。
解码辽河平原的“故事大王”
1987年的新民县农林局招待所，一场特殊的“故事擂台赛”正在上演。当地文化馆将境内几十个能讲50则以上故事的民间高手齐聚一堂，指定每人讲一个拿手故事，而来自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江帆，要现场为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鉴别故事家。当一位身材高大、面色赤红的农民登台讲述《当良心》时，质朴无华的语言、娓娓道来的节奏瞬间吸引了她——这位农民就是谭振山，彼时他还是新民市罗家房乡太平庄村的庄稼人，却已在方圆百里因善讲故事闻名，被乡邻称作“故事篓子”。这次偶遇，竟开启了一段跨越24年的学术追踪，最终结集成一部厚重的《谭振山故事全集》。
“当时就觉得他的故事太质朴生动了，一点儿都没有刻意渲染，就是平静地讲述。”江帆回忆说。擂台赛后，带着对民间故事的热爱与学术敏感，江帆独自踏上了前往太平庄村的路。从沈阳长客车站出发，乘坐破旧的长途客车到老牛圈站下车，再踏着初春翻浆的泥泞道路步行五里地，直到太阳落山，她才终于抵达谭振山家。让她动容的是，这位素昧平生的农民竟杀了家里仅有的鸡招待她，全家老小站在炕边，让她与谭振山坐在炕桌前用餐。“所以这个老人能成为一个大故事家，实际上也表现出他对乡村生活的组织能力和对生存环境的掌控能力。”江帆说。
谭振山的故事世界远比想象中丰富，这一点在《谭振山故事全集》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这位10岁便开始讲故事的农民，能清晰列出1062则故事的篇目，其传承谱系清晰可循，800多则核心故事来自祖母孙氏、继祖父赵国宝、伯父谭福臣等6位前辈传承人。祖母孙氏在大车店听来的78则哄孩子故事，木匠继祖父走南闯北带回的200多则地方传说，伯父传授的风水与狐仙故事，私塾先生国生武的文人轶事，饱学之士沈斗山的历史传说，共同构成了谭振山故事的主干。《谭振山故事全集》上册收录的《柳河泥鳅精受皇封》《沈阳的来历》等风物传说，都深深烙印着辽河平原的地理印记与移民文化特质；中册的《当良心》《老秋莲》等生活故事，则聚焦道德坚守与养老等现实议题，映照出不同人生阶段的心灵关切。
田野调查的过程充满艰辛与温情。上世纪80年代，江帆带着笨重的录音机往返城乡，每次去都会在谭振山家的小火炕上住上数日。她见证了谭振山翻盖房屋，看着他的小孙子出生长大；她记得谭振山讲述《柳河水不淹老爷庙》时的绘声绘色，也留意到他讲述伦理故事时的郑重其事。更让她难忘的是一位学者曾叮嘱她直言“故事不重要，讲故事的人是最重要的”。这句话让江帆的研究从单纯记录故事，转向探寻讲述者的内心世界与生命体验，也让《谭振山故事全集》的编纂不再止于文本收集，更注重挖掘故事背后的人生轨迹与文化语境。
1992年，在野村纯一的邀请下，谭振山作为中国首位民间故事家走出国门，赴日参加“世界民话博览会”。为了让这位农民能着正装出席国际会议，江帆四处奔走，为他争取到800元置装费，带着他到沈阳五爱街挑选西服、衬衫和皮凉鞋。在北京转机的夜晚，紧张的谭振山拉着江帆，把准备在日本讲的《狐女小青》又讲了一遍，这份质朴的认真让江帆深深触动。而此时，江帆对谭振山的称谓已从最初的“谭大爷”变成了“老叔”，这意味着这位民间故事家已将她视作家人，建立起田野调查中最珍贵的情感认同。这份情感联结，让江帆采录到许多秘不示人的故事，而这些内容后来被审慎地收录于《谭振山故事全集》下册，丰富了典籍的文化维度。
2006年，江帆协同新民文化馆为谭振山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面对“非遗项目不能以个人命名”的规定，她坚持沿用“谭振山的口头文学”这一申报名称，因为这是一位故事家呈现的大千故事世界。她在申报材料中写道：“谭振山是中国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他的故事就是东方的《天方夜谭》，若不加以立项保护，必将成为千古遗憾。”最终，该项目成功入选，成为首批528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中唯一以个人名字命名的项目，谭振山也从“村里的故事大王”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国宝级”传承人。
在民间故事中读懂中国人
最初投身民俗研究时，江帆只专注于故事文本的收集、整理与分类。而随着对谭振山等故事家的深入了解，尤其是受乌丙安、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的影响，她逐渐意识到，民俗研究的终极目标是通达人的内心世界，读懂普通人的精神密码，这一认知也贯穿了《谭振山故事全集》的编纂与研究的始终。
乌丙安教授是江帆学术道路的引路人。上世纪80年代编纂“三套集成”时，乌丙安强调要重点关注那些“传统的积极携带者”。他在沈阳市文化宫培训8000名普查人员，指导大家“不要停留于一般讲述者，要寻找真正能掌控听众、有出色讲述能力的故事家”。这一理念深深影响了江帆，也让辽宁成为全国最早开展故事家采录与研究的省份。在乌丙安的建议下，江帆还将生态学视角引入民俗研究，出版专著《生态民俗学》，其研究也形成了“物—事—人—整体背景－精神世界”的研究思路。这一思路在《谭振山故事全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书中不仅收录故事文本，更通过谭振山的自传、年谱以及江帆的序言，完整呈现了故事文本与讲述者、地域生态、历史语境的深层关联，让每一则故事都成为解读辽河平原农耕文化的钥匙。
1999年，江帆拜师在北师大96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门下作访问学者。一次课堂上，有博士生抱怨意大利学者维科的《新科学》晦涩难懂，钟先生用诗一般的语言比喻：“书好比大钟，读书人就是敲钟工具。你是铁棒，钟声便当当作响；你是灯草，自然毫无声息。不是书没意思，是你没意思。”这番话让江帆顿悟，学术研究的深度取决于研究者的认知递进与思考丰富度。此后，她在田野调查中更加注重与研究对象的情感同频共振，以期能破译普通人的心事，“越是基层的研究对象，越需要以诚相待”。在追踪谭振山的24年里，她不仅记录故事，更关注谭振山的人生经历、情感变化与价值观念——从年轻时讲述道德训诫故事，到晚年关注养老问题的叙事转向，这些细微变化被清晰捕捉于《谭振山故事全集》的篇目编排中，让读者能通过故事窥见一位农民的心灵轨迹与时代印记。
谭振山的故事中，藏着中国普通人最本真的精神特质，这一点在《谭振山故事全集》中得到了集中彰显。他讲故事有“三不讲”：女人在场不讲“荤故事”，小孩在场不讲鬼故事，人多场合不讲思想意识不好的故事。这种自觉的道德坚守，与他质朴敦厚的为人一脉相承。同时，谭振山善于将陌生的故事空间转化为听众熟悉的辽河平原场景，如将通用传说中的“模糊村落”具体化为他的家乡“太平庄”“石佛寺”，让“别人的故事”变成“自己的故事”，这种创造性传承背后，是民间智慧的鲜活体现，也让《谭振山故事全集》具有了强烈的地域认同与情感共鸣。
在江帆看来，本土故事是“地方”的镜像，而无数个“地方”的镜像拼接起来，就是“故事里的中国”。《谭振山故事全集》中，《拉塔湖的来历》《二龙湾传说》等风物传说，记录了辽河平原的地理记忆与生态智慧。这些普通讲述者的故事，虽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真实记录了中国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价值追求与精神坚守，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纽带。正如江帆在全书序言中所说：“这部全集为我们记录和备份了辽河地域‘曾经非常真实的生活’，为当代和后世保存了富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基因与地方图像，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了文化的链接。”
江帆说：“民俗研究不能脱离生活，否则就是学者的自娱自乐。”《谭振山故事全集》的出版与获奖，让谭振山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证明了普通人的口头文学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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