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庄若江
清代无锡,因为米市、布码头的带动,工商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但人文方面却常被认为乏善可陈。但事实并非如此,薛福成的《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筹洋刍议》,宛山顾氏的“舆地之学”,诗词方面的“梁溪词派”“阳羡词派”以及杨潮观的《吟风阁杂剧》和音乐书画方面的成就,皆可圈可点。还有一种价值长期被忽略的成就,那就是清代民间文人的杂史笔记。前段时间,因为《江苏地方文化史·无锡卷》和《无锡运河史》的撰述需要,在寻找这一时期的文献史料时,发现一些民间文人的私人笔记实为可贵,一是可以弥补史料的匮乏;二是随时随记基本真实可信,完全可以作为正史、文献的对照与互补,比如黄卬的《锡金识小录》。
黄卬,字尧咨,号回谷,生卒不详,诸生(秀才)出身,终生未仕,以教书、抄书、访书为业。学界根据其著述记事和顾奎光的序文推算,其生卒年应为1712-1772年。黄卬累年笔记所见所闻,至乾隆22年(1757)停笔。黄氏乃书香之家,明代曾受杖刑的太仆寺正卿黄正色(斗南公)是其十四世先祖,嘉靖八年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卿,其为官清正,清贫自守,无锡惠山祠堂群中就有黄斗南祠。
黄卬幼时家贫,居“老屋三楹”。但家风崇文,其自幼聪慧好学,尤喜欢研读《易经》。乾隆六年(1741),黄卬乡试不第,遂放弃科举,设坛教书为生。久困场屋的黄卬,课徒之余,潜心研学,耗时16年,完成了《易象质疑》八卷。乾隆十五年(1750),无锡县衙委托本邑文人浦起龙、华希闵、顾栋高、顾奎光等篆修《无锡县志》。黄卬以为多有疏漏,遂博搜旧籍,访谈见闻,兼采众说,并利用篆修县志未录用的素材,以补志订讹为旨,撰成一书,辑为《酌泉录》。初稿成于乾隆十七年(1752),后补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因记有官绅劣迹,生前未能刊印。黄卬病逝后,他的表弟顾奎光对《酌泉录》进行了重新编排,并做了删节,改名《锡金识小录》印行于世。目前的传世版本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念祖据华湛恩藏抄本木活字本和民国十九年(1930)侯学愈环溪草堂铅印本。
《锡金识小录》共十二卷(含例言二十四条),该书分为备参、旧迹、司牧、综考、补传、稽逸、科名、高年、存疑、前鉴、纪异、语隽、杂言等,记录内容涉及社会各个领域,是无锡地方史志的重要文献。无锡古时为县治,文献史料极其匮乏,《锡金识小录》虽然属于随笔杂记一类,却成为后世研究清代社会的重要参鉴资料,可与官方史志文献两相印证、互为补充。与官方记录的鲜明取舍不同,民间文人向有“秉笔直书”的立场,黄卬就主张“善恶并书”,这种纯属个人自发的社会实录,因其不受官方主导、控制,无需粉饰太平,反而更为真实,具有更高价值,是“正史”的重要补缺。
不过,顾奎光是有所顾忌的,他在对《酌泉录》重新进行编排时,不仅将《酌泉录》改名《锡金识小录》,还对原书内容做了删节。如第十二卷中记载乾隆首次南巡临幸无锡的《乾隆南巡秘记》,就被顾氏删掉了。当然,作这样删节可以理解,因为乾隆时代的“文字狱”人尽皆知。
《乾隆南巡秘记》作为民间“秘记”,与粉饰太平的官修《南巡盛典》等书截然不同,黄卬自言“记南巡事,据事直书,不稍避忌”,“亦以见当时四境骚然,百姓怨嗟之真相”,因此所记更真实可信。根据《乾隆南巡秘记》所记,自乾隆十四年(1749)秋,两江总督黄廷桂奏请南巡,得谕旨反馈之日始,至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回銮而止。在这18个月中,无锡全境倾力筹备皇差,无论官民士庶,旦夕奔走彷徨,四境骚然,并及邻近各地。对这些情况,书中均作了记载,首尾完具,详细无遗。
黄卬笔下的“乾隆六下江南”,一次比一次奢华,也一次比一次更扰民:“圣祖六幸江浙,俱尝驻跸惠山,闻初南巡时,汤文正公斌爲巡抚,务俭约,无纷华。御舟已入邑境,县令犹坐堂皇决事也。后渐加增饰,至乙酉丁亥,号称极盛。”其实,乾隆在结束首次南巡后的次年,便有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密禀一纸”在民间流传。指斥乾隆失德、耗费国力,称其有“五不解”“十大过”“词殊不经”,引发圣怒,导致“文字狱”重兴。黄卬虽然秉笔直书,毫无隐讳,但顾氏却唯恐触动“时忌”而引来杀身之祸,所以在重新编辑时对此卷进行了删节。
历史上,康乾二帝的多次南巡,在正史中一概被誉为江南幸事,二帝沿途赏美景,品美食,题额赋诗,体察民情,被正史记录下来都是美好记忆,即便是野史小说也多为皇帝微服私访、除暴安良、平冤决狱,或与民女的一番风花雪月传奇。在《无锡金匮县志》中,可以看到的只有铺路、架桥、筑堤,建御道、码头等正面记录。然而,黄卬的《乾隆南巡秘记》,却揭露了当年皇帝南巡对地方上造成的巨大侵扰。比如,“街道”一条记录,御驾入城所经之地,原俱为小黄石铺地,但为了皇辇能够平坦行驶,地方官员督令将黄石全部挖掉,换铺新砖。沿途居民的店肆、门垣,也要求一律粉刷涂饰,“俱黑油涂泽如新”,“其有破碎及沿河无屋处,令筑墙掩之,施黝垩焉。盖惟恐敝坏之象,偶经睿览,知民间贫窭也。”这种粉饰太平的装点门面在黄卬看来很是不齿。
对当时官家欺压百姓的恶劣行为,黄卬在“捉船”中揭露道:“自十五年之春,已有捉船之令。乡舟入城,县役即拘住索贿,乃得脱。每向导官将至,则民船戒不敢往来。”民国初年秦毓鎏为其写的《跋》谓:“亦以见当时四境骚然,百姓怨嗟之真相。”此书因秉笔直书,所以一直未有正式刊本,仅以抄本流传于世。(见《江苏地方文献志》)
《乾隆南巡秘记》的内容,显然绝非耳闻或杜撰,而是当时最真实的社会记录,有助于后世研究者了解清代帝王的南巡制度、规程以及当地接待、民众心理等情况,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史学家冯尔康,在《黄卬和他的 <锡金识小录> 》中,对黄卬的记录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以“乾隆下江南”的历史事件为例,诸多文献史料记载的都是运河上龙舟接踵鳞次的船队,皇帝下江南的壮观气派,万众欢呼的热闹场景,展示的是明君治理下的太平盛世。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黄卬的《乾隆南巡秘记》,让我们看到了另一幅画卷:骄奢淫逸,扰民害民,深受无锡当地百姓的憎恶。
《乾隆南巡秘记》不分卷,由吴观蠡校订。虽未公开刊刻,但以抄本广为流传。目前所见的抄本有两种,一是华翰仙本,仅为节抄;另一版本是罨画楼安慕林本。胶山安氏系锡邑望族,家富藏书,且勤于抄录、刊刻、印行。安本是目前所见的最全之版本。民国时期,许伯翔(许凤藻,字伯翔,北伐军少将,历史学家许倬云的父亲)在上海偶然购得此抄本,当即委托锡邑报人吴观蠡进行刊印,并由徐育柳、金秋进行绘图。1939年,锡报社印成铅印本,由南京图书馆藏。2019年作为江苏文脉整理工程的历史文献,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黄卬作为体制外的文人,除了记录史实、针砭时弊,抨击官家扰民、弄虚作假等,同时对知识分子本身也有自己的看法。在《锡金识小录》第四卷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诗文社会,可以见前辈流风余韵,而邑中人文之盛亦因是可以考见。然必其人及著作果有可传,斯足志焉。若近日士子,时文之会累累不绝,然人无可称,文亦不足道,虽多登甲科膺膴仕,亦奚足齿及乎!”
黄卬《锡金识小录》和《乾隆南巡秘记》,体制短小,文笔凝练,取材开阔而丰富,信笔写来,自由不拘,个性鲜明,且无八股气。在内容题材上,其有意补充方志之缺,如人物传记上,方志多以“科名”为重,且徒记仕履,删减史传文中要节;黄卬则以人品、成就取人,如明清之际的布衣学者陆楣,才高文工,然僻居乡间,罕有人知,黄卬敬其才高,怜其身卑,字里行间多有理解、同情之语。无论《锡金识小录》,还是《乾隆南巡秘记》,均以野史补无锡、金匮两县方志之缺,订方志之讹,对赋税,基层治理、社会救助等记载详实,为无锡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与实证材料。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也都需要黄卬这样的记录者,留下真实记忆,以助后人更全面地了解社会,解读历史。
作者简介
庄若江,江南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作家、纪录片策划和撰稿人,江南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大型人文纪录片《说吴》《惠山祠堂群》《诗画江南》撰稿,著有《江南诗性文化的多元解读》《工商脉动与城市文化——以无锡为例》《江苏地方文化史·无锡卷》等23部著作和《坐看云起》《中华酒歌》《风雨锡商》等文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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