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第三师首任卫生部长张化一同志
陆 训 陆 忠 沈友竹
张化一同志是河南偃城县人，1911年出生，医学专科学校毕业。他1931年12月参加红军，1933年6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红军第九军团医院二所所长、中央军委先遣工作团科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后方医院医务科长、红军西路军卫生部医政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卫生所所长、延安边区门诊部主任；1938年10月随朱德总司令奔赴前线，历任第十八集团军直属卫生所所长、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卫生部医务主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卫生部部长、新四军第三师卫生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卫生部政委、第四野战军第二纵队卫生部政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任第十五兵团卫生部政委兼广州军区总医院政委、华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军体育学院副政委及党委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文革”中遭受政治迫害，1969年被强令离开工作岗位；直至1980年2月才得以平反，恢复名誉，按正军级离休。
张化一同志2006年4月26日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去世。他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哀思和怀念，但让我们永久记住的却是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事迹。斯人已逝，无法言说，可我们这些曾经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5年的部下，对与他相关的不少往事却记忆犹新。
爱兵胜似亲骨肉
我们（陆训、陆忠兄弟和沈友竹三人）认识张化一并成为他的部下，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39年至1943年。1940年五六月间，皖东北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正与日本鬼子打游击周旋。战争年代的情况复杂多变，时常得行军、转移。在一次转移途中，几个卫生兵遇到了张化一同志，其中有陆训、陆忠兄弟。这几个年轻人看见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挎盒子枪的警卫员，猜想他是一位领导。他经过卫生兵身边，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问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陆忠（当年他才14岁）：“小鬼（当时部队里对小同志的爱称），多大了？识不识字？写两个字给我看看！”小哥俩就在土地上写了几个字给他看。当他得知这小哥俩念了不少书时，高兴地又问：“小鬼，愿不愿跟我到前方主力部队去？”两人齐声回答道：“愿意！”第二天张化一同志真的派人到皖东北八路军办事处，把这哥俩接到了前方部队。这时陆训、陆忠兄弟才知道，他们的新单位是黄克诚部队的卫生部机关。当时机关加上他们兄弟俩一共才6个人，卫生部长就是张化一，包括王成旭、孟喜荣、王树槐、陆训和陆忠。后来在部队向苏北新四军第三师行进途中，他们进一步知道他俩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是司令员兼政委，张化一同志仍旧是卫生部部长。1940年9月，部队前进到盐阜地区，划归陈毅同志领导，支援了黄桥战役的战斗。10月，他们打了个大胜仗。1941年2月，卫生部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卫生部，随三师司令部转移到阜宁县的板湖镇。同年8月，沈友竹、程茜、孙文娟、张孟林、朱静、蔡知廉、戴春生等6同志，从军部二期医训班毕业后分配到三师卫生部。部长仍是张化一同志，医务主任是王成旭同志。卫生部下设两个医务班，增加了汤泽民、荆喜顺、丰吉人、管华等人，医务班增加到17位医务人员。1942年春天，家境贫困的沈浩来部队探亲时，要求参军，经有关部门批准，成为新四军小战士。在张部长的亲切关怀下，沈浩很快就到第三师司令部卫生所做卫生员。可是时隔不久，为反击敌人的“扫荡”，部队要精简整编。当时卫生部80多人，要求只留20人。张部长与有关方面联系，将精简下来的黄瑛、黄翼等女同志，安排到上海暂时找个工作，待形势好转再回部队。卫生所编余的卫生员沈浩，则安排到民主政府办的联合中学读书。不久敌人又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沈浩没有毕业就被疏散回家乡。由于在部队受到良好的教育，虽然当时的形势更为紧张，但他毅然参加了正规战斗部队。他受组织的培养，几十年后成长为空军的一名师级干部。
健全组织 知人善任
张部长在人员任用上遵循“知人善任，人尽其才”的原则。
第一，抓机关建设，成立若干科室：保健科，科长为曹维礼；医政科，科长为马万芬；药材科，洪振声、吕崇杰为正、副科长。
第二，建立战时医疗保障系统，以旅为治疗中心，团为战地救护重点，营为转运后送站，连为战地包扎站。
这样，战时伤员得到了及时的包扎、固定和后送的处理，改变了过去层层运送、站站转运的繁琐做法，减少了伤员出血和感染的机会，减轻伤员的病痛。这种根据战时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医疗保障系统，是张部长主持制定的。卫生机构健全后，大大加强了战地救护，降低了伤员们的残废率和死亡率，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第三，选派强有力、高技术水平的专家和老同志到各旅任职。他们是七旅卫生部长申涵（红军干部），八旅卫生部长刘胜望（红军干部），十旅卫生部长刘德懋，十旅医院院长丁志辉，独立旅卫生部长高良。第四，成立第三师后方医院，主要领导成员为：院长王成旭，政委丁仲，副院长张克威，医务主任朱士云。医院下设3个医务队，一队队长宋文静，二队队长杨易立，三队队长詹彪（红军干部）。
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一个综合型医院是很不容易的，要有很大的决心和胆识。后方医院的建立解决了伤病员的收治问题，发挥了专家们的技术专长，交流了技术，提高了医务人员的实践能力。国际医疗专家外籍医生罗生特大夫和军卫生部的外科医生们，经常到医院的手术室做疑难或重大手术。这样，在技术上起到传、帮、带的作用。虽然时间不长（一年多），但医院的技术水平因此上了一个台阶。后来，敌人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形势随着发生变化，张部长就把医院的技术力量分散到各旅，既提高了医疗质量，又对鼓舞士气、增强部队的战斗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部长工作十分繁忙，但他还亲自给伤病员做手术。每到固定的宿营地就设立简易病房和手术室。在他的领导下，救治了许多生命垂危的伤病员，深得指战员和战士们的敬佩和爱戴。当时的工作环境非常复杂、艰苦，日寇、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土匪就在我们周围，昼夜枪声不断，随时都要准备战斗和接收伤病员，医疗设备很差、缺医少药且缺乏医疗器材。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张部长带领我们创造条件收治伤病员。
张部长对战伤的治疗很有经验，他除了给伤病员作医疗处置外，还经常给我们医务人员讲课。讲课时，他教导我们说：“在战争艰苦年代缺少医疗工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不能只会医疗技术，还要学会做木工、铁工、缝纫工，要学会自己动手修理医疗器械，只有这样，才能胜任外科医生的工作需要。”他还说：“医疗器械不都是外科医生在医疗实践中发明的吗？”陆忠至今清楚记得：一次一位重伤员左大腿粉碎性骨折，送来时伤口已化脓生蛆，伴有气性坏疽，伤情危笃。必须马上截肢，不然生命就保不住。但当时没有手术骨锯。大家急得不得了，不住地搓手、转圈。过了一会儿，张部长灵机一动，一拍大腿，让陆忠去当地铁匠铺借了一把钢锯，回来磨洗、消毒后，代替手术骨锯。结果在保证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完成了截肢手术，挽救了这个伤员的生命。这种急中生智、就地取材的战时应变办法，后来成为医疗传奇，在人们中流传。部队及周围百姓都知道有位会“锯大腿”疗伤的卫生部长。如果不是将伤员视为亲骨肉，怎么能克服那么大的困难，及时解除重危伤病员的痛苦！敢于承担风险，灵活运用医疗措施，这是白求恩精神的体现，是以实际行动学习白求恩精神的典型实例。
在卫生防病工作建设中，张部长以极大的努力，纠正卫生工作中不负责任、粗疏马虎、敷衍推诿、不懂装懂、轻视技术、不求进取的消极现象。在战时救护工作方面，他反复强调：每次较大的战斗要靠手术组的配合，做到第一线急救、第二线包扎、第三线扩创手术与破伤风注射，以减少伤员残废。为此，他要求：各团卫生队能做一般手术，各县休养所能独立进行诊断、做一般手术和接产等治疗工作。张部长是经过长征磨炼过的红军干部，又是学医出身，所以他才能把求实开拓精神与科学态度结合在一起，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重视培养人才
张部长在人才培养方面，采取了几项措施。
1.创办卫生学校
1941年冬，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为改变第三师缺少医务人员的现状，在黄克诚师长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开办了卫生学校，简称苏北卫校，第一期100人，其中女生30人。张部长亲自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他提出：要平战结合，学好救治伤病员的本领。战时办校，无校舍和课堂。院内的大树下就是课堂，背包当板凳，双膝是桌子；老百姓的门板当黑板用。大部分课程没有教材，发的少量教材也是油印的。教员由卫生部干部和后方医院医生兼任。上解剖课时，到乱坟岗找来人体骨骼，消毒处理后使用。由于没有油点灯，多数情况下都是摸黑讨论。一年的学习期，学员先后学了十余门课程，基本掌握了如何对部队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尤其是学会了战场急救技术。学员毕业后分到部队各卫生队。对他们的到来，广大指战员表示欢迎。
2.培训在职医务干部
1942年，张部长根据工作需要和客观条件允许，大胆地抽调一部分医务工作同志到师部办的医干轮训队学习。在进行专业知识学习之后，又花时间进行整风学习，使这部分医生既提高了专业技术水平，又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他们在师部学习回来后，大都成为医疗技术骨干，起了带头作用。
3.组织在职干部学文化
当时入伍的青年人，除极少数为大学生，大多数是文化程度不高的高小或初中生。1942年1月，为了提高大家的知识文化水平，以便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医学知识，张部长从长计议，利用战斗间隙的各种机会，组织大家学习文化。对一些具有初中文化的青年，按高中文化程度培养他们。他想方设法请部队机关或驻地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士，给我们讲课。我们被分为初中、高中班，或进行个别辅导，或函授等方式学习。例如，请申杰讲国文，周宣城讲化学，周子明讲数学，朱士云讲英语。参加学习的学员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一年内学习成绩普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基本达到初中、高中水平。沈友竹就是受益者之一，通过学习提高了文化程度，后来考上了大学。可以说，当时我们那批工农子弟文化程度都不高，都是在张部长的苦心栽培和教育下，成为有文化的干部。这种文化学习不仅提高了我们战时的工作能力，也使我们受用一辈子，为接受、完成更多更重要的任务，打下良好的基础。
张部长是一个讲原则、讲团结的领导。他主持工作的班子是团结和谐的，他总是从“谁干最合适”这一点出发来安排工作。他说，工作做出成绩时，功劳是集体的；工作出现偏差时，责任是“我”的。张部长是长征干部，但他从不摆老资格。单位同时有两三个主要领导时，他主动让位，要求当副职或去学习或下基层。他这种无私的高尚品格，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大家很敬佩。
1979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的黄克诚同志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期间，得知张化一同志也同住在一楼，就让沈友竹（当时该院南楼病房主任）陪同去看望他。见面时，黄书记说：“有什么要求包括待遇，你尽管提！”他却说：“组织上给我安排的已经很好了，给我的已经够多了！不再增加老首长和组织上的麻烦和负担，谢谢首长的关心！”他始终不提个人安排的问题。其实，许多了解他经历的同志都感到，对他这位老革命后来的安排不是很适合，可他就是这样的谦虚和知足。这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效仿的。
他经常讲“关心群众”、“立志为人民服务”、“同人民群众紧密相联”的重要性，用以教导我们。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他生活简朴，经常是一身黄军装，艰苦朴素；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胸怀坦荡；他从来不争名、不争功、不计较个人得失。
2006年4月，陆训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还对从哈尔滨赶来探望的弟弟陆忠深情地说：“没有张化一老首长的栽培，就没有我们兄弟俩的今天啊！”陆忠说：“有一副悼念张化一同志的挽联写得好，‘万里长征中枢保健丹心昭日月，千秋大业奉献终身浩气震山河'，它概括了老部长光明磊落和无私奉献的一生。”
60多年前，张部长领导我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付出了青春，为革命做了一些工作。尽管时光流逝，但这些往事仍深藏在我们心底。当年，我们都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没有张部长的出色领导，没有他长辈般的关怀，我们今天的一切就无从谈起。张部长是我们的好领导，是我军卫生战线的优秀战士，他的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2周年暨新四军成立72周年之际，我们深切地怀念敬爱的张化一同志。（选自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苏北分会编《新四军第三师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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