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申报法》让科研诚信治理更有力—评丹娜-法伯研究所和解案|丹娜-法伯|医学|学术|戴维|研究所|虚假申报法

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是美国顶尖的癌症研究机构之一

图源：F. Walker/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美国科研资助体系高度依赖联邦资金，其中NIH每年向外部机构拨款数百亿美元，生物医学领域尤为集中。这一体系的诚信保障，除了机构内部审查与期刊撤稿机制外，近年来外部法律约束日益凸显。美国科研资助体系高度依赖联邦资金，其中NIH每年向外部机构拨款数百亿美元，生物医学领域尤为集中。这一体系的诚信保障，除了机构内部审查与期刊撤稿机制外，近年来外部法律约束日益凸显。2025年12月16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哈佛大学附属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支付1500万美元，与政府达成民事和解，便是这一趋势的最新例证。

该案源于对部分研究论文中实验图像完整性的质疑。独立研究诚信调查者肖尔托·戴维（Sholto David）于2024年初公开指出，该所多名研究人员署名的多篇论文存在图像重复使用、拼接或不当编辑等问题。随后，举报人依据《虚假申报法》（False Claims Act）提起qui tam诉讼，指控这些论文被用于支持NIH资助申请与报告，涉嫌构成对联邦资金的虚假申报。司法部介入调查后，研究所选择全面配合，最终承认特定实验室存在图像误述、重复以及监督不足，导致部分资金不当使用，但未承认主观欺诈意图。此案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和解金额本身（相较2019年杜克大学1.125亿美元和解案规模较小），而在于它进一步验证了《虚假申报法》作为外部治理工具的有效性。

该法最初于1863年林肯总统时期制定（时称《林肯法》），直接目的是应对美国内战期间国防承包商的普遍欺诈行为——承包商向联邦军队供应劣质武器、病马、过期物资，却以高价或虚假数量索要款项。法案允许私人举报人（qui tam）代表政府提起诉讼，并分享追回资金与罚款，以激励知情者揭发。这一机制在二战及冷战时期继续服务于国防合同监管，后经1986年重大修订扩展至所有联邦资金领域，包括医疗保险（Medicare/Medicaid）欺诈、科研资助等，成为美国政府追回公共资金最有力的法律武器之一。与传统科研不端处理路径（内部调查→期刊撤稿/更正）相比，《虚假申报法》路径具有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直接关联资金使用后果，能触及机构经济利益；
二是司法调查程序更具强制力，可要求机构提交完整内部记录；
三是高额奖励激励外部监督，尤其对独立调查者形成实质支持。

生物医学领域图像操纵问题近年来备受关注。Western blot、免疫荧光等实验高度依赖图像证据，而数字化工具的普及降低了篡改门槛。PubPeer等平台以及独立调查者的出现，已使大量问题论文暴露于公众视野。但此前多数案例往往止步于学术层面——期刊撤稿、更正、机构内部处分——极少进入资金追责与法律层面。

这反映出学术共同体自身在处理不端行为时的若干结构性局限：大学和机构往往倾向于“低调处理”以保护自身声誉与未来资助前景；同行评审与内部调查缺乏足够的经济与法律动力去深挖系统性问题；对责任人的处罚多限于学术禁令或警告，撤职或开除非常罕见，难以形成强力震慑；加之科研竞争激烈，许多调查者担心得罪同行或影响合作关系，导致潜在问题被“大事化小”。

正因如此，独立学术侦探的揭发虽能推动撤稿，却难以对造假人带来实质性惩罚，而《虚假申报法》的介入恰好弥补了这一治理空白。对于科研机构而言，此案传递出清晰信号：在联邦资助高度竞争的环境下，内部治理疏漏可能引发远超声誉损失的经济代价。强化数据管理、图像原始记录保存、以及多层次监督，已成为无法回避的合规要求。

同时，该案也为独立研究诚信调查者的角色提供了某种制度性肯定。长期以来，这类调查者常面临质疑甚至法律风险。此次司法认可与实质奖励，或将鼓励更多专业人士参与公共监督，从而形成内部审查与外部约束的互补格局。总体看，丹娜-法伯和解案并非孤例，而是美国科研治理体系向更强约束方向演进的一个缩影。它提醒我们，科研诚信的维护不仅依赖学术共同体的自律，也日益需要法律与经济激励的外部支撑。未来，随着类似案件积累，这一机制对提升科研资金使用效率、遏制机会主义行为的效应，值得持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