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刘明雄跟职工代表一起在武汉监察举报投诉中心反映集体资产流失问题。
国庆前夕，武汉自行车车圈厂职工刘明雄诉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分局一案，经汉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败诉。12 月 27 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自2010年企业改制启动以来，以老职工刘明雄为代表的员工群体便持续通过申请信息公开、向上级反映情况等合法途径追问集体资产去向，至今已坚持了十余年。在这漫长的维权历程中，刘师傅因参与职工维权，曾被汉阳分局拘留了三次，殴打了一次。即便屡遭打压，他也始终未曾低头。
9月19日，在“武汉自行车车圈厂职工刘明雄诉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分局及汉阳区政府”一案的庭审结束后，笔者见到了刘师傅。通过与他的一番交谈，对其这份历经风雨却依然坚定的坚持，有了更深的理解。
以下根据刘师傅的讲述整理。
一、集体的厂子，连招呼都没打就卖了
武汉自行车车圈厂前身为1956年由多家手工业作坊合并成立的企业，最初隶属汉阳区手工业局。70年代末，该厂陆续征用永丰乡十里村、铁桥村29.02亩土地建设新厂房，企业更名为汉阳瓦楞轴承厂，并吸纳约300名当地村民入厂。1981年，武汉自行车厂车圈生产车间并入，企业更名为武汉自行车零件五厂，后定名为武汉自行车车圈厂，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
该厂曾先后隶属武汉自行车总厂、武汉市一轻工业局等单位，1997年划归汉阳区工办管理，1999年起由琴断口街办事处代管。代管不等于“所有”，集体企业的财产仍归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街道办仅行使管理或监督职责。自1994年起，企业全面停止生产经营，仅依靠厂房出租收入维持运转。
2010年11月22日，作为代管部门的武汉市汉阳区琴断口街办事处批复了武汉自行车车圈厂的改制申请。所谓改制，实际是将厂区土地出售给开发商，以卖地方式完成改制。2012年1月6日，武汉东港地产有限公司通过挂牌方式以9200万元取得土地使用权。
2012年4月，受钰龙集团武汉东港地产公司委托，武汉凯胜建筑拆迁工程部在刘师傅所居住的职工福利房处提前半个月张贴通知，称该地块上的工厂土地已被出售，房屋即将拆除，要求职工自行搬离，并承诺后续将安排补偿事宜。然而，在此居住的职工对此并不认可。拆迁当天，部分职工试图阻止施工，并前往时任厂长鲍定平在汉阳区建桥街经营的一家五金商店讨要说法。面对职工质问，鲍定平回应称：“这地方早就卖掉了，已经不是你们的了。”双方在争执中，鲍定平先动手打了职工，随即发生肢体冲突，鲍定平随后报警。建桥街派出所对涉事的两名职工各处以5天行政拘留。这是刘师傅人生中第一次被拘留，但派出所并未出具任何书面法律文书。刘师傅从建桥街派出所出来后，便开始与车圈厂的职工们一同向汉阳区信访局、琴断口街道等政府部门反映暴力强拆及未予安置等问题。
刘师傅最初参与维权是在2011年。车圈厂在2010年工厂改制时，职工们对整个过程并不知情。如今他们所能查阅到的相关文件，都是后来通过不断申请信息公开才逐步获取的。当时他与车圈厂一位老职工一同向琴断口街道和车圈厂提出诉求，要求公开企业改制的相关账目信息，并质疑此前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的合法性，主张重新召开职代会。同时，他们还向汉阳区信访局及琴断口街道举报时任厂长鲍定平。那时候刘师傅对改制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相关情况多由那位老职工向他介绍。
2013年12月25日，汉阳区信访局责成琴断口街道综合办公室正式受理了车圈厂职工的信访材料。2014年3月21日，琴断口街道向职工们出具了答复意见，但职工们对此不予认可，随即提出复查申请。同年6月12日，汉阳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作出复查意见书。这些部门的回应均指向车圈厂改制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改制政策制定过程缺乏透明度，职工代表大会程序不合法，职工买断工龄的补偿标准偏低，改制资金使用不公开，以及改制后剩余资金去向不明等。这些问题的集中暴露，揭开了这场改制背后的“盖子”。
二、“咱们得自己站出来”
最初与刘师傅一同维权的，是几位遭遇强拆的职工，他们当时只关注自己的职工福利房被强拆的问题。2012年底，车圈厂突然通知职工将实行工龄买断政策。第一批通知的是工龄不满30年的职工，刘师傅就在这批名单中。临近春节，许多职工手头拮据，厂方便趁机以“后续还会有二次赔偿”为由，劝说大家接受买断方案。第二批买断对象是工龄超过30年的职工，其补偿金额比前一批高出一倍以上。后来，一些年轻职工认为自己的买断金明显偏低，陆续加入到维权队伍中。
2012年，琴断口街道一位高姓书记对维权职工表示，既然大家不认可原先的职工代表大会，可以重新组织召开一次。于是在2013年初，刘师傅与几位积极参与维权的同事一起，动员车圈厂职工筹备召开全厂职工代表大会，并重新选举职工代表。然而，负责主导车圈厂改制的相关方为阻挠此次大会顺利召开，采取了收买人员等手段进行干扰，最终导致会议未能如期举行。但是，刘师傅和同事们却以此为契机，把广大职工团结在了一起。在此后的维权中，每次都有上百人参加。
三、琴断口街道要是心里没鬼，为啥叫警察打人？
2016年，这种团结的局面被打破。1月7日，刘师傅与同事们因向武汉市信访局申请公开车圈厂改制相关资料，收到汉阳区信访局的书面答复，称将在15个工作日内由琴断口街道作出回应。1月20日，刘师傅与三四十名同事一同前往琴断口街道办事处，要求获取该答复。
起初，现场无人接待。直到职工们将街道大门关闭后，才有工作人员出面沟通，并要求车圈厂职工推选五名代表前往街道办公室三楼进行交涉。时任琴断口街办事处主任袁波态度起初十分强硬，声称改制审批早已通过，无需再公开相关信息。然而，当刘师傅用摄像机对准他拍摄时，袁波的态度随即发生明显转变。但是此次交涉最终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
1月21日，车圈厂留守办公人员通知刘师傅前往琴断口街办事处继续交涉。刘师傅没多想，叫了11名厂里职工一同前往办事处门口。
令人意外的是，不到五分钟，琴断口派出所时任副所长桂云飞便带领约50名民警赶到现场，要求刘师傅及另一名职工去派出所谈。刘师傅表示同意。在出发前，他正准备将手中的录像设备转交给其他同事保管，两名民警突然上前抢夺设备。情急之下，刘师傅迅速将设备抛给身旁的一位职工。两名民警随即扑上前，将他按倒在地——一人用腿压住其腰部，另一人则压制其头部。最终，民警只抢到了连接线，录像设备被其他职工成功保护下来。
刘师傅被两名民警扑倒在地后就昏了过去。这时又来了两名民警，四人拖着刘师傅前行。由于臀部紧贴地面，他被拖行了50多米，衣服也被拖掉，几乎赤身裸体。因为臀部挨着地面，拖行时非常疼痛，刘师傅挣扎了几下，四名民警才将他放下。当天武汉正值化雪天气，气温极低，52岁的刘师傅几乎赤身裸体地躺在冰雪覆盖的地面上。
此时，桂云飞召集在场民警围成一道人墙，将刘师傅围在中间，并用脚踢踹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围观群众，纷纷拍照录像。见此情形，桂云飞才下令民警散开，并要求群众删除所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此时，一名职工赶紧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刘师傅身上，并拨打了急救电话。
据刘师傅回忆，他当时已意识模糊，完全不记得是如何被带到琴断口派出所的。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派出所内一张铁制长凳上，身边有4名车圈厂的同事。派出所胡姓所长一上来便对他说：“看你们还告不告？这就是到处告状的结果。”随后，一名民警拿着刘师傅的衣服进来，向胡所长报告称未在其衣物中搜到录音或录像设备。
不久，救护车抵达派出所门口，刘师傅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当晚，医院出具了初步检查结果，但刘师傅认为该结果与自身实际情况不符，遂提出进行二次检查。次日，医院进行了第二次检查，却未将检查结果告知刘师傅。对此，刘师傅心生疑虑，认为医院存在问题，便于第三天主动要求出院。然而，在办理出院手续时，医院既未提供第二次检查的结果，也未出具出院小结。
四、要是没猫腻，何必一次次拦着我们？
刘师傅在琴断口派出所遭遇违法殴打一事，一度令不少维权职工心生畏惧、选择退缩。然而，刘师傅并未因此屈服，反而与积极维权的职工一道，继续寻求合法途径维护权益。2018年，他们聘请了一位专业律师指导推选职工代表。为争取更多支持，他们在车圈厂留守人员办公场地门口连续驻守一周，耐心动员，最终成功征集到278名职工签名参与选举。自此，他们便以职工代表的身份，持续发声、反映问题。
刘师傅通过武汉城市留言板反映相关问题，所获回复中提及“积极做好分化工作”。
由于在武汉始终无人能解决其诉求，刘师傅于2016年前往国家信访局，举报车圈厂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未获回应。2017年，他再次赴京，先后向国家信访局和中纪委反映情况，却被武汉市驻京办事处人员劝返。虽未遭受明显刁难，但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2018年，刘师傅再度前往北京，却在北京西站站台上被一群身份不明人员拦截，并强行带回武汉。随后，他被汉阳区公安分局琴断口派出所行政拘留10天，全部举报材料亦被收缴。这是他第二次被拘留。
今年2月19日，刘师傅又一次赴京，向中央纪委递交相关材料、反映情况。返回武汉后，他被汉阳区公安分局琴断口街派出所以“涉嫌聚众扰乱单位秩序”为由予以行政拘留。这是他第三次被拘留。刘明雄本人对该指控不予认可，并就此向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然而，不出所料，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如今，刘师傅再过几天就年满62周岁，却因身份认定问题至今未能完成退休手续，也无法领取养老金。早在2023年，刘师傅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由于他十多年来始终不认可车圈厂改制的相关安排，坚持要求琴断口街道以“车圈厂职工”身份为其办理退休手续。然而，琴断口街道方面认为，刘师傅只能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办理退休。在与街道沟通退休事宜的过程中，刘师傅被工作人员告知：只有他息诉罢访，才能顺利办理退休手续。
五、结语
十多年来，刘师傅与车圈厂职工始终秉持依法依规的原则进行维权，却屡屡遭遇冷遇甚至打压。现实的困境令人无奈：当你试图讲法律时，对方却以“耍横”应对；当你据理力争时，对方又搬出法律条文搪塞推诿。
在一次次被敷衍与推诿中，刘师傅和他的同伴们逐渐看清了武汉当地的法治现实，却始终未曾屈服。他反而更加坚定——不是为了个人得失，而是要为全体职工争一个公道，为集体资产守住最后一道底线。这种“骨头硬、脊梁直”的斗争精神，不仅支撑起身边职工心中的信念，也让那些试图用沉默掩盖真相的人坐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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