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74年复出不想回原单位，叶剑英特意关照：想回部队我帮你争取|伍修权|叶帅|李德

1974年10月5日，北京西山的松针还沾着露水，伍修权得到通知：下午可去医院探望几位老战友。这天看似平常，却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自1966年被“靠边”，整整八年，他过得极为沉闷，想重返工作岗位却始终找不到出口。探视结束，他没有立即回家，而是拐向玉泉山，敲开了叶剑英的房门。

叶剑英握着他的手，仔细端详，笑中带着心疼。寒暄数句后，叶帅问得直接：“还没正式安排吧？你想去哪儿？”伍修权犹豫良久，只说一句：“若能再披军装，当然再好不过。”这句看似随意，却是肺腑之言。外交部的确熟门熟路，可那里的空气让他心里发紧；军装带来的安全感，外人难以体会。

须知伍修权并非普通“老兵”。早在1931年他就出任闽粤赣军区参谋，之后与叶剑英在瑞金红军学校相识，二人交情深厚。叶帅欣赏他熟谙军事又精通多国语言，常说“难得的不只是学历，还有头脑和魄力”。于是1933年，李德到中央苏区，叶剑英第一时间将伍修权推荐去当翻译。长征途中，伍修权因此列席遵义会议，亲眼见证了那场决定生死的讨论。

抗战爆发后，叶剑英主管八路军办事处，伍修权调兰州分处，时常深夜电报请示，两人“明里分工，暗里唱和”，把统战工作织得密不透风。1941年回延安，他出任总参一局局长，协助分析敌情。那几年国共形势复杂，日军、顽军、杂牌部队三方搅在一起，情报工作比枪炮更见真章。

解放战争期间，他在东北办军校、建军工、筹航空。有人评价，“他不像在打仗，更像在铺设未来。”的确，空军、海军骨干大半出自当年那几所刚起步的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去外交部，1950年亮相联合国，两小时两万字痛击美方代表，成了世界媒体追逐的“硬骨头大使”。

然而1966年风浪骤起，他因力保多位老干部而被盯上，随后被“审查”，资料室、办公室大门统统向他关闭。最苦闷的时候，他只能在家中翻译列宁原著自我充电。八年过去，岁月仿佛堵塞在喉咙里，一口气闷得难受，他急需释放。

回到叶帅那间简陋会客室，伍修权将所有顾虑和盘托出：外交部同事变化太大，新人不熟悉；外联部曾考虑过他，可他自觉“不太对路”；如果重返军队，至少行事逻辑不用重新适应。叶帅听完，只拍拍他的肩膀：“部队正缺你这样懂外事又懂情报的干部。写封信给主席，愿望写清楚，我来递。”

“那就多劳您了。”伍修权声音压得很低，他清楚，无论情分多深，没有流程的背书也走不过去。回家后，他连夜执笔，三页信纸不添一句客套：交代身世，说明特长，表达回总参的愿望。第二天清晨，他将信封交给叶帅卫士，嘱咐“请务必亲手转交”。

时间拖了不到十天，答复就到了。叶剑英亲自来电话，只说一句：“主席批了，你四月到总参报到。”听筒那端沉默数秒，伍修权才吐出“谢谢”二字。至此，他正式重披军装，职务定为副总参谋长，主管情报与外事。对他而言，这不仅是职业上的回归，更是精神上的安顿——多年漂泊，终于找回属于自己的坐标。

1975年4月初，伍修权走进总参大楼。门岗敬礼的一刻，他下意识抬头望旗帜，脚步顿住半秒，才迈进熟悉又陌生的走廊。办公室陈设朴素，电话、地图、密码机样样齐备；窗口朝北，正对当年他规划过的军政学校旧址，恍如光影重叠。一名年轻参谋递过文件，见他沉思，以为指示未听清。伍修权抬眼，语气平稳：“从今天起，按照最新敌情，重新梳理东南方向情报链条。”声音不高，却透出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