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书以立碑：彭崇谷当代诗赋刻石的文化实践|刻石|彭崇谷|石刻|石碑|碑刻|诗文

作者：张国军蒋安

彭崇谷教授，著名文化学者、诗人、书画家，自退出行政领导岗位后，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文化创作之中，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诗词、楹联、辞赋文章及书法绘画作品，其中许多被刻石立碑于祖国名山大川和重要文化景点，深受公众喜爱。

《胡耀邦故里廉政箴言书法碑林赋》石碑。作为浏阳市中和镇苍坊村廉政书法碑林主题碑。

彭崇谷先生介绍，将文字刻于硬质物体之上是我国古已有之的文化传统。我国先人最早将字符刻于陶器之上，商周时期则大量刻于动物甲骨和青铜器上，形成甲骨文和金文。西汉时期，纸张逐渐成为文字主要载体后，朝廷开始将经典刻于石碑上，形成“石经”。汉、魏、唐时期，石经以“经”为核心，如东汉《熹平石经》刻写了孔子所著《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论语》《公羊传》七部经典，唐代《开成石经》刻写《周礼》《论语》。刻石经书意在统一全国思想，确立官方意识形态，同时为太学、国子监提供固定教材，成为永久、权威、不可篡改的范本。北魏末期至北齐时期，佛教也开始将佛经刻于石壁;民间富贵人家则出现将死者生平事迹刻石制成墓碑。历史上还有少数地方将著名诗文刻碑，如唐代永州刺史元结撰文、颜真卿书写的《大唐中兴颂》，北宋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及苏轼、米芾题跋书写的“三绝碑”，岳阳楼悬挂的范仲淹《岳阳楼记》木制匾额。这些碑刻诗文兼具文字与书法价值，是研究文学文字演变的珍贵实物。

在这一传统基础上，彭崇谷教授将自己的赋文及诗联系统性刻石立碑，成为当代文人创作的重要实践。他十余年来创作诗词、对联数千首，辞赋文章近四十篇，其中许多作品刻石立碑，分布于全国名山大川、城市文化景点和教育机构。

从数量与分布来看，彭崇谷的碑刻作品规模宏大且遍布广泛。自然山川类赋作有《长白山赋》《衡山赋》《崀山赋》《莽山赋》《湘江赋》;城市类有《永州赋》《湘乡赋》;历史人物类有《欧阳询赋》《左宗棠赋》《曾公国藩赋》《彭公德怀赋》;文化与教育机构类有长沙望成思益书院、浏阳廉政书法碑林、衡阳虎形山人防公园、王船山古道、湘乡褚公祠、湘潭华夏大剧院以及岳阳职业技术学院、湘雅医学院、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湘乡东山学校、衡南县一中等。其他地区如浙江遂昌县、辽宁营口县、安徽太湖县及湖南永州双牌阳明山、东安舜皇山、祁阳县大忠桥、岳阳君山、湘西吉首、龙山水沙坪、常德石门等地也有彭崇谷所作碑刻。碑刻及牌匾总数近四五十处，刻字总量万余字，绝大多数为六、七米长、二、三米高的巨型原石或石墙，也有刻于坚固红木的作品，规模壮观。

作品内容充满家国情怀与民众意识。《永州赋》中写道：“装民众于心怀，负社稷于肩梁。爱我华夏，建我华夏，千秋不易其志。祈吾神州，祝吾神州，万世永葆荣昌。”《三江源赋》由赞美三江源入笔，逐层扩展至赞美祖国母亲，强调保护江河的全民责任：“护吾三江，美吾三江，匹夫皆有其责;污吾三江，毁吾三江，万物难辞其咎。”《船山古道记》呼吁当政者多做“人民群众喜爱的事”“国家需要的事”，并提出“政通人和，邦国荣光”的理念。《曾公国藩赋》通过曾国藩的修身、治家、从政事例，强调人才成长与国与家兴盛的关系，提出“惟求代代多才俊，壮我中华万万年”。

在视角与思想上，彭崇谷赋作独具特色。他善于从自然与社会现象中悟出发展规律与处世哲理。《莽山赋》中，他通过描写偏远山地的景象，联想到人才选拔与社会施政：“处高位者应尽选贤任能之责，弃陋习陈规，拔俊彦在平凡，任贤能于要位;使之适其岗，尽其能”。同时，他也勉励基层人才“养其德，强其能，精力勃发，效力社稷”，强调社会繁荣需政通人和、俊才泉涌。

文采气象和宏阔格局是彭崇谷赋作的重要特征。他描写自然景观气势恢宏，如三江源“孕甘泉而滋天下，峙高原以领八方”，长白山“巍巍长白，五岳齐肩”，衡山“虎踞龙盘八百里”，莽山“逶迤数百里，扶摇九霄天，北望云霞衡岳，南听南海涛声”。其作品既描写地理风貌，又体现地域历史人文厚度，宏阔气象与文采并重。

彭崇谷碑刻的另一显著特色是文墨一体。他的碑刻作品多为自撰自书，书法植根中华传统，笔法严谨、结构端庄，兼具行书、楷书精髓与现代审美，笔力雄健，气韵浑厚，既稳重又灵动。由于碑刻内容原创，避免了当今书坛常见的雷同现象，既体现文学性，又兼具书法艺术价值，其雕刻于坚石之上可长期保存，具有稀缺性和文化传承价值。

在文化和社会层面，彭崇谷的碑刻作品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填补了当代辞赋系统性刻石立碑的空白，延续了古代少量诗文石刻传统;另一方面，作品置于名山大川、城市景观和公共文化空间，使传统文化直观地贴近公众，弘扬爱国、鼓励进取、崇尚高洁、启迪智慧的正能量，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同时，碑刻作品为地方旅游和文化景区增添了精神资源和人文气息，如《莽山赋》《长白山赋》《崀山赋》等碑刻，成为游客驻足品读、拍照留影的重要文化景观，提升景区知名度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