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婚事，一个连当事人都还没闹明白的开局，却是一场早就计算好的交易。
这笔交易，一方出的是一个单纯的乡下姑娘，另一方，押上的却是整个上海的黎明。
时间拉回到1943年的上海，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和工厂里的机器轰鸣声混在一块儿，构成了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的背景音。
江这边的外滩，洋行林立，灯红酒绿；江那边的杨树浦，烟囱吐着黑烟，成千上万的工人挤在低矮的棚户里，过着今天不知明天的日子。
就在这杨树浦发电厂，一个关系到全上海光明与黑暗的地方，一个叫王孝和的年轻人，刚刚通过考试，成了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一名锅炉间抄表员。
没人知道，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工作勤奋的青年，兜里揣着的，除了工牌，还有一个更要紧的身份——地下党员。
他爹是划船的船工，一辈子在水上漂，他自个儿脑子活，读了点书，1941年的时候，就在东吴大学附中入了党。
现在，组织给他的任务很明确：钻进上电这个工人最集中的地方，像颗种子一样扎下根，把工人们拧成一股绳。
要在这种龙蛇混杂的地方站稳脚跟，光棍一条可不行，太惹眼。
你得有个家，有个老婆，看起来就像个普普通通混日子的人。
恰好在这时候，家里给王孝和安排了一门亲事。
姑娘叫忻玉瑛，从乡下来，18岁，人长得朴实，穿着自家织的粗布衣裳，剪着个齐耳短发，话不多。
在媒人嘴里，这姑娘哪儿都好，就是不识字，没文化。
可在王孝和的组织上级看来，这“没文化”恰恰是最大的优点。
第一次相亲，场面有点尴尬。
王孝和没问姑娘家常里短，反倒拉着人家问个不停：“乡下现在收成怎么样？
鬼子和‘二鬼子’祸害得厉害吗？
老百姓的日子还能过不？”
忻玉瑛被问得一愣一愣的，她哪见过这种相亲的架势。
但她老实，有啥说啥，把乡下的情况竹筒倒豆子一样全说了出来。
她不知道，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被眼前这个年轻人默默记在心里，转头就成了一份详实的农村情况调查报告，送到了党的地下联络站。
没过几天，组织的意见下来了，话说的很直白：“这个乡下姑娘好，简单朴实，政治上干净，对你开展工作是个很好的掩护。
不识字，更安全，也更有利于我们工作的保密性。”
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王孝和需要一个不会引起敌人注意的妻子来打掩护，而忻玉瑛，这个对未来充满模糊憧憬的乡下姑娘，懵懵懂懂地就走进了这场宏大叙事的舞台中央，成了丈夫潜伏生涯里最重要的“道具”。
婚后的日子，跟忻玉瑛想的完全不一样。
丈夫王孝和像个陀螺，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后半夜才拖着一身疲惫回来。
家里倒是不冷清，三天两头有客人来，都是些和丈夫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一来就关上门聊个大半夜。
他们嘴里蹦出的词，什么“斗争”、“罢工”、“解放区”，忻玉瑛一个也听不懂。
她心里有怨气。
有个叫孙大椿的同志，人高马大，嗓门也亮，是厂里的同事，来得最勤。
忻玉瑛私下跟王孝和抱怨：“那个姓孙的真烦人，一来就坐着不挪窝，一聊就忘了时辰！”
王孝和听了，没生气，反而转过身，对着妻子深深鞠了一躬，脸上带着歉意，语气却很温和：“你别怪老孙，要怪就怪我，是我没跟你说清楚。
老孙是个好人，跟我一样，都是穷苦出身。
他恨这个世道，看不得穷人被欺负，就想站出来为大家伙儿说句话，出点力。”
忻玉瑛撇撇嘴，心里还是不服气：“就你们这几个人，嘀嘀咕咕的，能把天捅个窟窿？
外面那些当官的，当兵的，哪个不比你们厉害？”
“光靠我们几个人，那当然不行。”
王孝和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吓人，“想让这个社会变个样，得所有人都醒过来，都愿意伸手才行。
要是人人都怕事，都躲在自己家里头，那这苦日子就永远没个头。”
从那天起，王孝和开始有意无意地“培养”自己的妻子。
他不再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安全的掩护，而是把她看成一个可以并肩作战的伙伴。
晚上一回家，只要有点空，他就拿出报纸，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忻玉瑛念。
他不说那些大道理，就捡生活里的事儿说。
比如，厂里哪个工友因为工伤被辞退了，没钱看病；市场上的一袋米，今天一个价，明天又涨了一截。
他告诉忻玉瑛，他和朋友们半夜不睡，就是在琢磨怎么帮那个工友讨个公道，怎么让大家伙儿的饭碗能端得稳一点。
道理是冰冷的，但生活是滚烫的。
忻玉瑛渐渐听懂了。
她开始明白，丈夫和那些“讨厌”的客人，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楼下张家大婶不用再为明天的米发愁，为了让码头上扛包的李家大哥能挺直腰杆做人。
她不再抱怨了。
每当深夜有人敲门，她会第一个起身，悄悄打开门闩，然后默默去厨房烧上一壶热水。
这个原本只为了“掩护”而建立的家，不知不一觉间，成了一个真正温暖的革命堡垒，一个安全的地下联络点。
而忻玉瑛，也从那张什么都不懂的“白纸”，慢慢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守望者。
她和王孝和的感情，也从最初的“战略安排”，在这些共同经历的 тревога和希望中，发酵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真情实意。
时间快进到1948年。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已经像一栋朽烂的房子，摇摇欲坠。
为了维持最后的体面，他们对任何反抗的声音都进行着疯狂的扑杀。
这一年年初，上海申新九厂的工人大罢工，遭到了军警的血腥镇压，酿成“申九惨案”，工人们的血，激怒了整个上海的劳动阶层。
身为上电工会的理事和核心人物，王孝和不可能再保持沉默。
其实，国民党特务早就盯上他了。
这个年轻人在工友里威信太高，一呼百应。
特务们先是来软的，许诺高官厚禄，想拉他加入国民党。
王孝和每次都笑呵呵地打哈哈：“我就是个粗人，对政治那套玩意儿没兴趣，只想安安稳稳挣钱养家。”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威胁、恐吓，都没能让他低头。
但这一次，“申九惨案”的发生，让他退无可退。
上级党组织指示要发动全市工人进行抗议，工人们也群情激愤，找到了王孝和。
于是，他站了出来，领导全厂工人集体佩戴黑纱，上班不说话。
一时间，整个上电公司，从车间到办公室，一片死寂的黑色。
这是无声的怒吼，是对当权者最决绝的蔑视。
这一招，彻底把敌人给惹毛了。
在他们眼里，王孝和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会头头，而是一颗扎在上海这个“心脏”地带、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这颗“钉子”，非拔掉不可。
1948年4月21日一早，王孝和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在离家不远的路上，被一群特务拦腰截住，塞进了汽车。
丈夫被抓走的消息传来，已经怀有身孕的忻玉瑛没哭没闹。
她找到了党组织，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营救。
她每天挺着个大肚子，挤上有轨电车，再步行很长一段路，到冰冷的提篮桥监狱，给丈夫送饭。
她其实知道，饭菜送不进去，但她必须去。
她要让丈夫知道，她就在外面，同志们就在外面，他不是一个人。
监狱，成了王孝和的最后一个战场。
敌人为了从他嘴里撬出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名单，用尽了所有能想到的酷刑。
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
刑讯室里，惨叫声撕心裂肺，但王孝和咬碎了牙，也没吐露半个字。
他知道，他一旦开口，倒下的就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整个上海的地下工作网络。
几个月下来，敌人一无所获，耐心也耗尽了。
他们决定，对这个硬骨头下死手。
在走向刑场的前一天晚上，王孝和在昏暗的灯光下，用一支秃笔，蘸着墨水，在粗糙的草纸上给妻子写下了最后的嘱托：“把孩子抚养成人后告诉他，父亲是怎样死的。
教育孩子一定要继承父志，完成未竟事业。”
1948年9月30日上午，王孝和被押赴刑场。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这个年仅24岁的年轻人，脸上没有一丝恐惧，他整理了一下衣领，对着周围的人群，仰天发出一阵清朗而响亮的笑声。
忻玉瑛收到信，孩子在腹中动了一下。
她从这一刻才算真正弄懂了，丈夫和她之间，是从革命的任务开始的，却早已长成了实实在在的夫妻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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