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江腾蛟的人生像两段截然不同的电影。第一段，底色耀眼。1920年，他出生在湖南浏阳。11岁就当儿童团团长，18岁入党，随队伍辗转南北。抗日烽烟里，他在平型关附近腹部中弹，血流如注，却死死抱着机枪坚持到增援部队赶来。解放战争期间，他任38军某师政工主官，门牙在炮火中被震裂，仍带伤冲锋。1955年授衔，胸前挂满四枚勋表，部队弟兄暗地里称他“拼命蛟”。
然而电影突然换了片名。1966年的夏天，江腾蛟调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那正是风雨欲来之时，许多人分不清风向，他却一头扎进派性旋涡。有人劝他“别伸手太长”，他却笑言“兵要抢占制高点”。很快，他的注意力从训练转向人事，凡是能左右话语权的，他都以“战友情”稳住。吴法宪到军区视察，他摆下满桌山珍；聂凤智当面批评，他背后竖起暗箭。1967年深夜，他竟带人突查许世友住处，翻箱倒柜。许世友沉着脸，只留下一句“记着今天！”
1968年秋，毛泽东在一次军委碰头会上亲点其名，说“此人暂不可用”。一句“不可用”，妥妥把他推到悬崖边。职务撤销，隔离审查，昔日簇拥瞬间散尽。江腾蛟自忖仍能翻盘，于是把赌注押到林彪身上，写下洋洋两千字“效忠信”。他未料，自己的“后路”不过三年就变成陷阱。1971年“九一三”事件震动华夏，凡与林彪沾边者悉数过堂，他自然难逃。
隔离之初，调查组仅用十来天就列出厚厚罪证。江腾蛟反复咀嚼只剩一句：“我那点机灵，算不得聪明。”随后，他在笔录上连写“无可辩解”四字。1973年，党籍、军籍双双被取消，军装、勋章统统封存。他被送往北郊看守所，开始漫长的反省。也就是在那里，他首次提到想“再披一次55式军装”，但那时谁都认为无从谈起。
镜头转向江新德。这位1960年入伍的雷达工程师，在父亲出事后自动递交退伍申请，先到江苏一家机械厂当技术员，后调回地方高校当教师。组织上找他谈话，问及对父亲审判的看法，他只说一句，“他得为自己当年的选择付账。”这番话并无刻薄，只是带着一个从小被教育“跟党走”的干部子弟，对原则的执拗。
判决书下达后，李燕平几近虚脱，又庆幸判决不是极刑。她见过丈夫最勇猛的时代，也陪他走到被隔离的暗夜。她对儿子低声说：“法办，也好，总算有个名分。”此话旁人或觉薄情，熟知她的人却懂得，那是苦难之海里压到嗓尖的最后一点坦然。
同年秋天，考虑到江腾蛟身患冠心病、糖尿病并重，司法机关批准其保外就医。太原空军干休所给他和家人各分了一套旧宿舍。搬家那天，没有锣鼓，也无人围观，只有几件发白的旧棉被和一本发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邻居们只道来了一位“老兵”，不知他曾经的高位与跌落。
余生的江腾蛟极少出门，日常是种花、写字、读报。一有电视重播抗战片，他就搬个小板凳挨得很近看。片中年轻战士端着“三八大盖”冲锋的背影，会让他沉默很久，偶尔眼角有光闪过。李燕平见状，轻声说：“过去了。”他则淡淡回一句：“忘不掉，也得记着。”读到昔日战友再度授勋的报道，他会把报纸折好，放在枕头边，似在提醒自己：错了就是错了，功劳不能抵消罪责。
岁月把人的锋芒磨平。2009年4月，90岁的江腾蛟病重住进北京某医院。临终前，他牵着妻子的手，声音沙哑：“能不能……让我最后一次穿上那套55式军装？”李燕平点头，却没把握中央是否同意。她鼓起勇气写信说明情况：一纸申请没替丈夫求功劳，只提及他早年的拼命和后来的悔罪。审查部门综合考虑，最终批复“予以照办”。批复只寥寥数语，却让这个垂危的老人安静地合上了眼。
5月8日清晨，病房外栀子花微开，护士为他整理好军装扣子。那身墨绿见证过他最辉煌的瞬间，也陪他走向最终的告别。家属遵嘱简单办丧，无花圈、无唢呐，遗体火化后骨灰葬于太原郊区烈士陵园旁的家属区。半月后，他昔日战友才从《解放军报》的讣告角落里得知消息，提笔写悼词者寥寥。
江腾蛟一生功过并存。抗战、解放战争期间，他是冲锋陷阵的勇将；特殊年代，他在派系斗争里滑向深渊。1980年的法庭给了结论，也给世人一把尺子：勋章可以熠熠生辉，错误同样会被记录在案，无人能够凭过往就免于审判。江新德那句“咎由自取”像冷水，泼在热闹的历史画面上，却显露最朴素的道理——选择走哪条路，从来只在个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