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取慈禧和乾隆墓！先当军阀，后当汉奸！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民国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顶流”人物，孙殿英。
说起他，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是“东陵大盗”。
这个标签确实焊死在他身上了，
但如果你以为他只是个盗墓的，那格局就小了。
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解放战争中被刘伯承元帅俘虏后，这位罪行累累的大恶人，竟然没被立即处决。
这是为何？
从赌徒到军阀
孙殿英的起点，可以说是“天崩开局”。
1889年，他出生在河南永城一个普通家庭，自幼顽劣，因为一场天花，脸上留下了麻子，“孙大麻子”的名号就此传开。
孙殿英年少时期的主题是“混社会”和“赌”。
他不仅沉迷赌博，还苦心钻研赌术，甚至亲自“创业”，跑到各地开赌局骗钱。
光当赌徒没前途，那个年代，有枪才是草头王。
孙殿英深谙此道，他早年的“商业版图”就拓展到了更暴利的领域，制毒贩毒。
他制造鸦片膏，还贴心地印上自己的“殿鹰”商标，生意网络遍及数省。
靠着黑心钱开路，他成功打入行伍，从一个小副官开始，凭借钻营和胆大，在军阀混战中反复横跳。
今天投靠直系，明天依附奉系，后脚又能跟地方土匪称兄道弟，像一块“军阀界”的万能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这种毫无底线的生存策略，终于在1928年，让他等来了“一战成名”的机会。
当时他的部队驻扎在河北蓟县，旁边就是埋着无数奇珍异宝的清东陵。
面对近在咫尺的“泼天富贵”，孙殿英的赌徒心理彻底爆发。
他悍然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陵区，动用炸药，连续盗掘了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
据记载，光是拉走的珍宝就装了四五十箱。
这波操作，让他瞬间“名震天下”，只不过全是骂名。
捅了这么大篓子，按说该完蛋了吧？
可孙殿英再次展现了他顶级的“危机公关”能力。
他把盗来的宝贝，比如慈禧口含的夜明珠等，精心挑选，四处打点，送到了当时国民党诸多高层手中。
这一招“乾坤大挪移”，硬是把一场人神共愤的盗墓案，变成了一场不了了之的糊涂账。
从赌徒到毒贩，再到军阀和盗墓贼，孙殿英完成了自己“乱世枭雄”的原始积累。
抗战中矛盾至极
随后抗日战争爆发，这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场大考，对孙殿英这种“机会主义者”来说，尤其如此。
他的表现，堪称充满矛盾。
先说“忠”的一面。
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孙殿英率部在赤峰一带进行了七天七夜的顽强抵抗，这场战斗为他赢得了一些抗日的声音。
更令人玩味的是他与共产党的交往。
他居然聘请了著名共产党人宣侠父担任自己的秘书长，后来又请来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南汉宸做顾问。
甚至，当八路军需要经过他的防区或寻求药品帮助时，他也曾提供过掩护和支持。
这些行为，让他在中共高层那里，留下了一个“在抗日初期有过贡献”的印象。
那么，“奸”的一面呢？
则更为赤裸和致命。
1943年，他的部队在河南被日军包围，这位曾经抗日、帮过八路军的军长，几乎是“秒投降”，转身就当了汉奸。
他被日军任命为伪“和平救国军”司令，后来更晋升为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驻扎在新乡，积极配合日军作战，甚至帮日本人去诱降其他国民党将领。
他的部队，成了八路军129师在太行山地区的劲敌，双方多次交手。
如何解释这种精神分裂式的表现？
其实一点也不矛盾。
这恰恰是孙殿英“生存至上”哲学的巅峰演绎。
抗战初期，全国同仇敌忾，抗日是“政治正确”，他能从中博取名声和资源，所以他会打几场硬仗，结交各方以拓宽自己的生存空间。
而当身处绝境，生存受到直接威胁时，“民族大义”立刻就被他抛到九霄云外，投降保命成了第一选择。
他就像一根在民族大义与个人生死之间疯狂摇摆的“墙头草”，一切选择都基于对当下形势最功利的计算。
他所有的“好”，都是服务于“利己”这个终极目的。
因此，当1945年日本快完蛋时，立刻开始抱紧国民党的“大腿”，调转枪口打起了内战。
直到1947年，在刘、邓指挥的豫北战役中，他的部队在汤阴被全歼，他本人也走到了军事和政治生涯的终点，沦为阶下囚。
刘伯承的“不杀”逻辑
1947年5月，当孙殿英在汤阴的指挥部被攻破，沦为俘虏时，他大概率认为自己死定了。他的一生，盗掘国宝，叛国投敌，反共内战，哪一条都够枪毙好几回。
许多解放军干部也确实是这么要求的，对于这个恶贯满盈的大汉奸、大战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然而，亲自处理此事的刘帅，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意外的决定：不杀。
不仅如此，刘帅还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抗日初期，不能说孙殿英没有贡献，但是以后的阶段，确实做的太不好了。
这句话，是理解刘伯承决策的关键钥匙。
刘伯承的“不杀”，绝非出于仁慈或原谅，而是一次冷静、理性且极具政治智慧的战略考量。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解读：
个人层面。
刘帅的话，首先是对孙殿英复杂一生的一个“官方定性”。
它没有抹杀孙在抗战初期客观存在过的抵抗行为，以及对我党的些微帮助。
作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刘伯承不屑于用简单的“杀”来发泄情绪，而是用一句评判，为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盖棺定论。
不杀他，恰恰彰显了胜利者俯瞰历史、掌控全局的从容气度。
军事与统战层面。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我军的目标是夺取全国胜利。
对于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尤其是其中大量摇摆不定的杂牌军、地方军阀，政策的感召力有时比枪炮更有效。
孙殿英是这类人的一个“极端典型”。
不杀这样一个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汉奸军阀，本身就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解放军恩怨分明，连孙殿英早期的微小贡献都记得，连孙殿英都能给予一条生路，那么其他罪行更轻、犹豫观望的国民党官兵，还有什么好怕的？
最现实的层面。
孙殿英已毫无威胁，杀之无益。
当时的孙殿英，部队被全歼，政治生涯彻底终结。
他本人也因为长期吸食鸦片，身患重病，生命已如风中残烛。
对于一个已经失去任何反抗能力、濒临死亡的俘虏，杀他，除了满足一时的复仇情绪，在战略上已无任何实际收益。
留他一命，反而能最大化其作为“统战样板”和“历史反面教材”的剩余价值。
最终，病入膏肓的孙殿英在战俘营里，等来了生命的终结。
1947年9月30日，因“烟后痢”不治身亡。
据传，临终前他忏悔道：“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
这个忏悔是真是假，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命运，早已在刘伯承元帅那句冷静的评判中，被决定了。
他死在了病床上，而非刑场上。
纵观孙殿英的一生，他凭借狡诈与无耻，在乱世中攫取权力与财富，却也在每一次关键的历史抉择中，毫无意外地选择了最卑劣的那条路。
他一生都在“赌”，赌赢了荣华富贵，最终却赌输了人格和历史名声。
参考资料
王贞勤.东陵大盗孙殿英被俘的前前后后.党史纵览,2017
王贞勤.东陵大盗孙殿英最后的人生结局.党史纵横,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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