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孔子第74代子孙、京城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直秉持的信条。孔伯华从少年立誓投身医道，到暮年依旧坚守初心，用一生诠释了“仁”的真谛。
悬壶应诊为人民
孔伯华（1884—1955），名繁棣，别名不龟手庐主人，出身中医世家。6岁在私塾就读时，受家庭熏陶，他便对中医发生兴趣。14岁开始专攻医学，因母病医药无效，决心专攻医学，立志以医术济人。他先后从学于蔡秋堂、梁纯仁、狄虎堂等名医。1910年，26岁的孔伯华应清朝太医院之聘赴北京，在外城官医院任医官职务。
1917至1918年，孔伯华与杨浩如等原清朝御医一道，两次在晋绥及廊坊一带参加防治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工作，救治了众多病人。防疫工作结束后，孔伯华主持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10卷，刊行于世。
1923年，孔伯华辞去外城官医院的职务，开始自己挂牌行医。因医术高明而誉满京城，与萧龙友、施今墨、汪逢春并称为北京四大名医。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孔伯华义愤填膺，决心用自己的专长支持国人的爱国行动。
当时有种日本“避瘟散”在中国很畅销。
为抵制日货，孔伯华悉心创制了一种可芳香化浊、去秽避疫、止吐止痛的“避瘟宝丹” 。
宝丹既可鼻嗅又可口服，使用方便，其效力远高于日本的“避瘟散”，深受欢迎，不仅压制了日本药，且远销海外，让中医扬眉吐气了一把。
孔伯华自悬壶应诊之始就立下规矩：每天前10个就诊名额免诊金，专门留给掏不起钱的穷苦人。
他每天提前开诊，为每个人细致把脉、斟酌药方，从不因免费而敷衍了事；遇到连药费都承担不起的患者，他帮忙垫付药费。
数十年行医，被他免费救治的穷困患者不计其数。
据理力争护国医
1929年，汪精卫在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组织召开中央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一伙反对中医的官僚们提出一项“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提案，诬称中医阻碍了新医事业发展。该项提案通过后，汪精卫当局随即作出 “取缔中医”的决议。
这立即激起了中医药界的极大公愤。
全国各大中医及中医药团体迅速联合起来，表示坚决抗议。
各界代表聚集上海，召开临时大会，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
孔伯华当时为华北中医代表，被推选为临时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请愿，据理力争，要求国民政府取消这项决议。
由于中医中药在中国有着深厚而又广博的根源，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确有保障人民健康、昌盛民族繁衍的伟大贡献，因而获得了全国亿万人民的真诚信仰和全力支持，以及公正舆论的极大支持。
汪精卫当局鉴于此种形势，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从而挽救了危在旦夕的中医学。
停办国医学院抗日寇
经过反对“废止国医案”激烈斗争，孔伯华深深感到，中医被诟病的问题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各派别学徒式的传承，让医生素质参差不齐。仅靠奔走呼吁，并不能改变现状。当务之急，唯有创建规范的中医药教育，培养中医人才，壮大中医队伍，提高中医疗效，确保人民健康，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1930年，孔伯华与萧龙友、施今墨等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萧龙友为董事长，孔伯华为院长。北平国医学院打破了民国时期北平没有高等中医学府的局面。
学院遴聘当时国内中医名流，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教师。如瞿文楼担任儿科教师，姚季英担任诊断和妇科教师，周吉人担任内经和难经教师，李卓如担任伤寒教师，宗馨吾担任金匮教师，孟庆三担任药物教师，张菊人担任内科和温病教师等。
当时因办学经费拮据，孔伯华常从门诊收入中挪补开支；亲自与萧龙友带领学生轮流实习，鼓励学生提出不同意见，展开辩论。
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为抵制日伪当局的强行接管，毅然将学院停办。
该学院先后共培养学生700余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了中医界的骨干，为中医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利用担任国家各种职务继续推广中医。1952年，上书毛主席，阐述发掘祖国医学遗产必先从教育人才开始等见解，并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孔伯华逝世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深切关怀，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亲自担任了了治丧委员会主任并亲临寓所吊唁，对家属慰勉备至，特别关怀先生后代的培养和教育问题。
孔伯华那颗为百姓、为中医跳动的赤子之心，永远值得被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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