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刘文彩，好多人脑子里立马就蹦出个画面：一个尖嘴猴腮的老地主，躺在床上，旁边站着个年轻的奶妈。
这画面太深入人心了，可这事儿，它真就是这么简单吗？
安仁镇那些老宅子，风吹雨打几十年，藏着的故事可不止这一出。
刘文彩这人，往上倒三代，也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川西庄稼汉。
他生在光绪十三年，也就是1887年，大清朝都快散架了。
他自己大字不识几个，但脑子灵光，天生就晓得钱和权是个好东西。
要是没他那个后来成了大军阀的弟弟刘文辉，他刘文彩这辈子，估摸着也就是在安仁镇这块地里刨食，顶多算个富农。
转折点在1921年。
那年，他弟弟刘文辉当上了旅长，队伍拉到了宜宾。
刘文彩的机会来了，他麻溜地投奔过去。
仗着弟弟这棵大树，他的人生就像开了挂。
一开始，只是管个收船捐的小差事，可没过几年，整个川南八十多个县的税，都归他管了。
这十年，他从一个跟班混成了川南地界说一不二的“土皇帝”。
那十年，川南的老百姓可算是遭了殃。
刘文彩手里攥着两把刀，一把叫“川南水陆护商总处长”，管收钱；一把叫“叙南清乡司令”，管杀人。
他弟弟要扩军买枪，钱从哪来？
就从老百姓身上刮。
他搞出来的税，名堂多得吓死人。
你家院子里开个花，得交“花捐”；上个茅房，有“厕所捐”；农民下地刨个坑，都得惦记着“锄头捐”。
从乐山到宜宾，就那么点水路，他设了三十多个关卡收钱，过路的商人没一个不被薅层皮的。
更狠的是，他逼着农民把地里的粮食都铲了，改种大烟。
好好的天府之国，到处都是黑黢黢的罂粟花。
你听话种了，行，烟苗税、烟土税、烟膏税，一层层交上来。
你不听话，想种粮食？
那更好办了，给你安个“懒税”的名头，罚得你倾家荡产。
听说，他收税都收到几十年后了，硬生生把几代人的活路都给断了。
钱和权多了，胆子也肥了。
他成了刘家军阀在川南的看家护院人，谁敢闹事，谁就是他的眼中钉。
从1927年到1931年那几年，他手上沾的血可不少。
农民起来反抗，他镇压；共产党人搞活动，他抓捕。
当年轰动四川的“五人堆”事件，就是他下的黑手，把共产党派来的梁戈几个人给杀了。
他用这种法子，帮着刘家把川南的地盘守得死死的。
可好景不长。
到了1932年，他弟弟刘文辉跟他那个军阀侄子刘湘打了起来，史称“二刘之战”。
结果，刘文辉打输了，带着残兵败将退到西康去当“西康王”。
刘文彩这个靠山一倒，他也只能灰溜溜地卷起铺盖，回了老家安仁镇。
“川南王”的日子结束了，但“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他把在川南搜刮来的金山银山，一股脑全砸在了安仁镇。
他用各种手段，强买也好，霸占也好，反正就是拼命地买地。
没几年，他名下的田产就涨到了一万两千多亩。
钱多得没处花，就开始盖房子。
现在大家去安仁镇看到的那个刘氏庄园，就是那时候盖的。
占地七万多平米，五百多个房间，又是西式的大柱子，又是中式的雕花窗，气派得很。
宅子里，老婆姨太太一大堆，丫鬟仆人六七十个，日子过得跟个土皇帝没啥两样。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这么当一辈子恶霸地主的时候，这人却干了件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事。
1941年，他居然掏出了两亿五千万法郎，折合成那时候的美金差不多是两百万，在老家盖了所中学，就叫“文彩中学”。
这两百万美金在当时能买四千多亩好地。
学校盖得相当漂亮，请的老师，用的设备，在当时的四川都是头一号的。
他还拿出了一千亩地当学校的产业，规定家里穷的学生来上学，一分钱学费都不要。
这就怪了，一个搜刮民膏到了骨子里的恶霸，怎么突然就变成了热心教育的“大善人”？
有人说他是为了买个好名声，有人说他年纪大了，良心发现了。
也有人琢磨，这是他失势之后，想给刘家子孙后代留条后路，算是一种长远的投资。
到底为啥，谁也说不清楚。
后来几十年，刘文彩这三个字，就成了“万恶地主”的代名词。
所有关于他的故事里，最出名的就是“喝人奶”和“水牢”。
按照当年罗二娘这些人的说法，刘文彩生活腐败，每天都要喝新鲜的人奶补身子，还专门养了好几个奶妈。
谁要是不听话，就关进那个又冷又湿的“水牢”里折磨。
这个故事，再配上泥塑《收租院》里那些活灵活现的形象，一下子就刻在了一代人的脑子里。
庄园博物馆里摆着的那个刻着“刘氏”的瓷碗，更被当成了他喝人奶的铁证。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末，事情又有了新说法。
有关部门组织人去调查，把那个所谓的“水牢”给整明白了，那地方原来是刘文彩存放鸦片膏的仓库，根本不是什么关人的地牢。
这个发现一出来，大家就开始犯嘀咕了，那些板上钉钉的“罪证”，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至于“喝人奶”这事，也成了一笔糊涂账。
他儿子刘元龙后来站出来解释，说他爹是在1948年得了肺痨，病得快不行了，医生建议喝人奶当营养品，前后也就喝了一个来月。
而且那些奶妈都是花钱雇来的，不是抢来的。
哪边说的是真的？
或许，刘文彩确实喝过人奶。
在那个年代，有钱人家拿这个当补品，也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要说他把这当成一种变态的癖好，还跟“水牢”那种吓人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就很有可能是在那个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为了宣传需要，进行的艺术加工。
1949年10月17号，刘文彩病死在成都，这时候他62岁。
他死的这个时间点很巧，正好卡在新旧时代交替的门槛上，让他躲过了后面一连串的清算。
他死后，刘家很快就败了，那座豪华的庄园被改成了“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
他自己的坟，也在1958年被挖了，尸骨被扬得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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