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深秋，延河水面泛起薄雾，窑洞里灯影摇晃。毛主席刚校对完一份有关长征的资料，忽然问身边工作人员：“当年那些红小鬼，现在都在哪儿？”话音未落，一段尘封的小插曲浮上记忆——二十年前，陕北的院落里，自己曾遇到一个自称“老红军”的孩子。那孩子年仅十岁，却语气倔强，令人印象极深。
镜头回到1936年10月的清晨，延安城外炊烟袅袅，山坳里传来儿童团操练的口号。一个肩挎邮袋的瘦小男孩快步奔向某机关门口，却被两个站岗的同龄人拦住。守卫提高嗓门：“别编故事，你这么大点儿还说自己是红军！”男孩急得跺脚，坚持要进去送信。僵持间，散步归来的毛主席走近，饶有兴趣地打量眼前的争执。
“你说你是红军，谁能作证？”毛主席语气平和。孩子喘了口气，嘿地一声冒出一句：“我大舅贺龙！”短短五个字砸下来，毛主席先是一愣，继而朗声大笑：“原来是‘贺胡子’家的犟娃，行，我信。”一句“我信”不仅解了孩子的燃眉之急，也揭开了他跌宕的身世。
时间拨回1933年4月12日凌晨，湘鄂川黔交界的大山深处突然枪火大作。年仅七岁的向轩亲眼见母亲贺英中弹倒地。临终前，贺英塞给儿子一个小布袋，只说三个要点：枪、银元、去找舅舅报仇。向轩抱着那袋东西，踏上漫无目标的山路。几昼夜后，他在廖汉生带领的游击队前力竭昏倒，醒来时已躺在外公老屋的木板床上。
床边站着的正是贺龙。闻听姐姐牺牲，贺龙沉默良久，浓眉紧锁。听到外甥喊出“横直革命到底”这句话，他当场拍桌，“好，就让枪声给你母亲和姑姑作答！”翌日，向轩被正式编入红二军团，被战友们戏称“豆芽菜排头兵”。他成了长征路上年纪最小的战士之一。
1935年秋，红二方面军突围贵州，部队每人每日仅半碗炒面。向轩却宁可啃树皮，也把配给的马让给体弱同伴。爬雪山那天，他衬衣全湿，夜里结成冰壳。指导员看他腿抖得厉害，让他坐骑，他回了三个字：“再等等。”那股犟劲儿，跟他舅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
草地行军最怕误食毒草。一次，红六师误中毒菜，两小时内牺牲五十余人。向轩跑断腿把消息带回，军团随即成立“试菜小组”，问题得以遏止。萧克后来回忆：“没想到救命的示警来自一个还没长齐门牙的孩子。”
尽管年幼，他也难逃纪律考验。一次偷挖洋芋被老乡撞见，事情很快传到贺龙耳中。贺龙拎着外甥的耳朵赔礼，回营地后把门一摔：“站三小时，好好记住红军纪律！”向轩抹着泪，背挺得笔直。多年后，他仍说那三小时比任何枪口都烫人。
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贺龙觉得外甥必须补课，便把他送进陕甘宁边区中学附小。课堂外，向轩仍习惯抢着跑勤务，久而久之，通讯处的干部都记住了这张晒得黑亮的小脸。直到发生那场与儿童团的门口冲突，他才第一次正面遇见毛主席。
毛主席听完“贺龙”二字后，亲切地挥手让孩子跟进院门。简单询问来龙去脉后，他叮嘱值勤小同志：“别小看娃娃兵，他们吃的苦不比大人少。”一句话，让满院子的人都笑了。
抗日战争爆发，向轩重返120师司令部当通讯员。从1937到1945，他先后负伤七次，其中一次弹片嵌入右眼，险些失明。解放战争时期，他又转任西北野战军358旅工兵连连长，先后在榆林、富平、澄城战役带伤冲锋。统计下来，全身留下二十多块弹片，军医建议手术，他摆摆手：“能活动就行，拆不拆都一样。”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总政治部为他核定军龄，自1933年5月6日算起——那天，他第一次握枪对准敌人。1955年授衔，他佩上中校领花；1960年晋升上校。阶衔不算高，可他常说：“红军出身的人多的是，自己没什么特殊。”
1979年，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廖汉生赴成都检查工作，特意抽空找向轩叙旧。席间茶水换了三次，廖汉生忽然皱眉：“行政十六级太低。”向轩抬手打断：“够用了，别的老战友怎么办？”一句话，让廖汉生沉吟片刻，只留下一句“还是当年的性子”便大笑而去。
1982年12月，向轩离休，移居成都。儿孙问他最难忘哪件事，他总先提那天在延安门口被拦：“若不是一句‘我大舅贺龙’，可能连信都送不进去。”语毕哈哈大笑，眼角却悄悄湿润。那幅画面，成了他心里永远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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