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广西平南的深山老林里，寒气逼人。
国民党第17兵团司令刘嘉树带着残部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最后还是被解放军包了饺子。
这位当年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这会儿早就没了将军的派头，衣衫褴褛，跟个叫花子没两样。
就在被战士们按倒在地的瞬间，他突然像是回光返照一样，扯着嗓子对押送的干部大喊大叫，非要见萧克，说自己是萧克的老师，萧克肯定会来救他。
可是这一次，回应他的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没什么特赦令，也没人像当年那样跑过来给他松绑敬礼。
为什么？
是因为萧克将军翻脸不认人吗？
恰恰相反，这是一笔跨越了二十多年、经历了三次生擒才算结清的历史旧账。
在历史的洪流面前，个人的私交如果站错了队，那就是一张废纸。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咱们得把时间条往回拉，拉到1931年的那个夏天，那是两个人命运真正分道扬镳的时候。
那一年的兴国，正如火如荼地打着仗。
当时萧克是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五师的师长，平时就有个职业习惯，走到哪都爱查查俘虏名单。
那天他开完会路过看守所，随手要来名单一看，瞳孔瞬间就缩紧了。
那张皱皱巴巴的纸上，赫然写着三个字——“刘嘉树”。
萧克愣是再那里站了半分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个在广州讲台上意气风发、把自己领进军事大门的教官，怎么会成了阶下囚？
他二话没说就冲进牢房，当看到那个双手被麻绳反捆、一脸颓废的中年男人时，萧克当时就急了，转头就对看守的战士下令，赶紧松绑，说这是他的恩师。
这一下把周围的小战士们都整不会了。
要知道那时候第三次反“围剿”刚打完，两边那是血海深仇，抓个国民党少将旅长，那是多大的战功啊，怎么说是老师就给放了？
但这事儿吧，还真不能怪萧克心软。
1926年，萧克还是个从湖南农村出来的穷小子，兜里比脸还干净，揣着那点可怜的路费跑到广州宪兵教练所求学。
当时站在讲台上的刘嘉树，那是黄埔一期的精英，风华正茂，前途不可限量。
那时候的萧克在一帮学员里显得特别土，穿得破破烂烂，但他那双眼睛特别亮，对军事知识那种渴求劲儿，让刘嘉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有一次萧克去汇报工作，眼睛死死盯着刘嘉树桌上的《战术学》和《兵器学》挪不开步。
那是黄埔内部的教材，普通大头兵根本接触不到。
刘嘉树也是个爽快人，二话没说就把书借给了萧克。
后来萧克毕业要离校，身无分文，又是刘嘉树利用职权给他开了一张免费乘车的证明。
这张薄薄的纸片，不仅把萧克送上了革命的列车，也在萧克心里种下了一颗必须报恩的种子。
那个年代的恩情，往往比金子还重，因为它关乎生存。
可是造化弄人啊。
刘嘉树当年借给萧克的那些兵书，教会了萧克怎么打仗；结果几年后，萧克就是用这些战术，在战场上把自己的老师给揍趴下了。
1931年的这次重逢，本来是刘嘉树这辈子最大的转折点。
萧克不仅给他松了绑，还自掏腰包拿出一块大洋给他当路费。
更关键的是，当时的红军特别缺这种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人才。
萧克，还有同为黄埔系的左权、刘畴西，那是轮番上阵，苦口婆心地劝刘嘉树留下来，说红军才是中国的希望，留下来哪怕当个教员也行啊。
这真是一个微妙到了极点的历史瞬间。
如果那时候刘嘉树点个头，凭他的资历和萧克的力保，他在红军里的地位虽然不一定能赶上林、罗，但也绝对低不了。
但他拒绝了。
理由很现实，也很庸俗：他吃不了红军那个苦，那时候红军那是真穷啊，天天红米饭南瓜汤；他舍不得国军的高官厚禄，他还想着回家光宗耀祖呢。
萧克虽然心里失望，但还是讲义气，力排众议把他给放了。
看着刘嘉树远去的背影，萧克估计做梦也没想到，这份仁慈最后竟然成了对方继续为非作歹的本钱。
回到国军那边的刘嘉树，非但没反思，反而因为“红军大营走一遭毫发无损”成了同僚嘴里的“福将”。
这人吧，一旦运气太好，就容易产生幻觉。
抗日战争时期，他第二次被八路军俘虏，结果又因为统一战线的大局，被第二次释放了。
这简直就是开了挂，一个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还都能全身而退。
这种极度的幸运，让他产生了一种致命的错觉：他以为这全是靠私人交情罩着，却看不懂这是历史大势给他的最后通牒。
他把时代的宽容，当成了自己永远刷不爆的信用卡。
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国民党那是兵败如山倒，连蒋介石都在忙着把黄金往台湾运。
这时候的刘嘉树却表现出了一种近乎偏执的“忠诚”，或者说是赌徒心态。
他不但没有率部起义，反而一路南逃，在广西那一带疯狂抓壮丁，企图负隅顽抗，那是真把老百姓往死里逼。
这就是为什么当1950年他第三次被俘的时候，再也没人搭理他的求救信号。
萧克将军后来的沉默，不是无情，而是一种作为胜利者的清醒。
1931年，那是两军对垒初期的英雄相惜，算私交；1950年，那是新旧中国交替的历史审判，是公义。
刘嘉树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他在战术上打不过自己的学生，在战略眼光上更是一个彻底的盲人。
他以为萧克的恩情是免死金牌，却忘了“事不过三”的老话，更忘了站在人民对立面的人，最后肯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最后，这位曾经的黄埔精英、被红军放过两次的“福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了余生。
他在里面改造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对着墙壁发呆，也不知道那一刻，他会不会想起1931年兴国的那个夏天？
那里曾经有一扇向他敞开的大门，门里站着对他满怀期待的学生萧克，而他自己，却亲手把门给关上了，转身走向了那个注定覆灭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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