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的袍子底下，永远藏着几块糖。
佛堂里敲的木鱼，声儿能传到秦淮河的画舫上。
这人叫苏曼殊。
1918年开春，上海广慈医院的病房里，他快不行了。
肠胃烂得一塌糊涂，糖尿病也到了晚期，大夫不让他碰一丁点甜的。
可他就是忍不住，趁护士不注意，就哆哆嗦嗦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糖塞嘴里。
那点甜味，是他这辈子跟老天爷叫板的唯一家伙事儿。
他这一生，说白了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跑路”。
从家、从爱情、从自个儿的身份里往外跑，跑到最后，把自己跑死在了这口甜食上。
苏曼殊的根，从一开始就长歪了。
1884年，他生在日本横滨。
他爹苏杰生是个在外面做茶叶生意的广东老板，有钱，也有家室。
他娘河合若子，是他爹小老婆的亲妹子。
这关系绕不绕？
搁在当年广州的苏家大宅里，他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存在，一个活生生的“污点”。
他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下人们背地里都管他叫“东洋来的那个”。
亲情这东西，他从小就没尝过味儿。
八岁被弄回广州，迎接他的不是爹娘的怀抱，是家里人那种能把人冻成冰碴子的眼神。
主事的姨娘陈氏，看他就像看一坨脏东西，觉得他这混血的身份，把苏家的门风都给败坏了。
他病了，发高烧烧得说胡话，陈氏嫌看病花钱，直接叫人把他拖到柴房里扔着，嘴里还念叨：“是死是活，看他自己的造化。”
那间柴房又黑又潮，蚊子嗡嗡地在耳边叫。
两天后，家里人都以为他早凉透了，下人壮着胆子去瞧，发现这孩子居然还喘着气。
陈氏听了，脸上一点喜色都没有，反而透着一股子可惜：“这命可真够硬的。”
就这一句话，像钉子一样，楔进了苏曼殊心里。
他没哭也没闹，从柴房里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一声不吭地走出了苏家大门。
他去了哪儿？
广州的六榕寺。
他不是去寻求解脱，就是为了找口饭吃。
可庙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他饿急了偷吃了庙里养的鸽子，结果被当成六根不净的孽障，让一帮和尚给骂出了山门。
那晚，他蹲在庙门口，嘴里还带着股鸽子毛的腥味，心里头空落落的。
老天爷好像觉得还没折腾够他。
十五岁那年，家里人大概是觉得他碍眼，出钱把他打发回了日本念书。
这一次，他碰上了这辈子唯一的一点光亮，一个叫菊子的姑娘。
菊子不是什么大美人，但她身上那股子淡淡的忧愁劲儿，跟苏曼殊心里的苦水对上了。
两人一起在横滨的海边散步，聊诗，聊画。
在菊子的眼睛里，苏曼殊头一回觉得自己不是个多余的人。
那是他这辈子最舒坦的半年。
好景不长，广州苏家的那只手，隔着一片大海又伸了过来。
一封家信，话说得很难听，命令他立马跟那个“不清不白的日本女人”断了，不然就断他的学费。
家族的意志，又一次像座山一样压了下来。
他没想到，菊子比他刚烈。
没吵没闹，菊子直接投了海。
没留下一封信，只在他常看的一本书里，夹了一朵已经干了的山茶花。
这一下，把苏曼殊心里那点火苗彻底浇灭了。
他连夜逃回国，二话不说，一头扎进了广东惠州的蒲涧寺，第二次剃了头。
这次，他是真想“死”在里头。
他拼命念经，严格守着清规戒律，三个月不跟人说一句话，想用这种法子把心里的那个人、那片海给忘了。
可没用，越是夜深人静，那朵干枯的山茶花就越是在他脑子里打转。
佛经能普度众生，却渡不了他苏曼殊一个。
他扛不住了，又一次脱下了僧袍，还了俗。
从那以后，苏曼殊就活成了一个怪人。
1903年那会儿，国内闹革命，风起云涌。
苏曼殊这种心里憋着火的年轻人，一下子就找到了出口。
他跟着章太炎、陈独秀这帮人混，翻译激进文章，给革命党人跑腿送信。
这事让他表哥知道了，一气之下停了对他的接济。
他又一次吃了上顿没下顿。
为了活下去，他干了件更离谱的事——第三次“出家”。
这次他连仪式都省了，直接跑到一家寺庙里，偷了人家师兄的度牒，给自己按了个法号，叫“曼殊”。
从此，他正儿八经地成了一个有“编制”的和尚。
这下可好，苏曼殊彻底活成了两个样子。
白天，他穿着僧袍，画着孤雁寒鸦，画里透着一股子冷清的禅意；一到晚上，他就把袍子一掖，钻进上海、南京的酒馆和青楼。
他跟那些歌伎名妓喝酒聊天，听她们唱曲，但从来不动手动脚。
他跟那些风尘女子成了朋友，比如花雪南、李漱玉。
他给她们画像，却只画穿着衣服的背影。
有人不理解，问他天天待在女人堆里，怎么就不动心。
他慢悠悠地说：“爱情这东西，是精神上的事，跟皮肉买卖不是一回事。”
他不是在寻欢作乐，他是在一群同样身世飘零的人身上，找点同病相怜的慰藉。
这身袈裟，成了他对抗这个世界的戏服。
他当不了真正的和尚，也回不去俗世做个普通人。
他就卡在中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谁也看不懂的符号。
鲁迅很欣赏他的小说《断鸿零雁记》，说那是民国头一部写真性情的东西。
可写出真性情的他，自己却像个没根的游魂，一辈子都在路上。
在外面漂得久了，心里头的苦没处说，苏曼殊就迷上了一样东西——糖。
摩尔登糖、巧克力、桂花糕、栗子面，但凡是甜的，他都玩命地吃。
朋友刘三见到他，兜里永远都塞满了各种糖果。
他肠胃本来就不好，经常疼得在床上打滚，可就算疼得满头大汗，嘴里也得含着块糖。
朋友们都骂他不要命，叫他“糖僧”。
他也不生气，还写诗自嘲：“糖僧糖僧，吃糖为生。”
他这不是馋，这是在用一种近乎自残的方式给自己“治病”。
小时候没得到过的温暖，年轻时留不住的爱情，一辈子理不清的身份，这些大苦大难，他都想用那一点点短暂的甜味去抵消。
糖，是他给自己的药，也是要他命的毒。
1918年，这味“药”的毒性终于发作了。
他被送进广慈医院时，人已经垮了。
临死前，朋友们去看他，他还念叨着想吃八宝饭，想吃栗子。
他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话是：“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还有一句是对送他的人说的：“我走了，别送。”
三十四岁，就这么走了。
干干净净，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来，走的时候也什么都没带走。
朋友们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灵柩送到了杭州西湖，葬在了西泠桥边。
这地方选得也巧，他的墓，正好跟南齐名妓苏小小的墓隔着一道桥。
一个是一辈子在红尘里寻找净土的“情僧”，一个是在风尘里活出侠义的奇女子。
这个跑了一辈子的男人，死后总算找到了一个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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