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5日的清晨，鸭绿江畔炮声骤起，第40军打响“入朝第一枪”。军长温玉成站在滩涂上，望着敌阵突然绽开的火光，脱口而出一句“开拔！”那一役歼敌九百余人，缴获火炮十三门，战场很快传遍前线——这位来自湖北红安的指挥员不怕枪林弹雨。许多人后来回忆起来，总把温玉成的名字同“勇猛”二字并列。
时间的指针拨到1968年，环境完全换了颜色。张爱萍被隔离审查，家属也笼罩在寒气里。广阔南方，张爱萍的大儿子张胜在广州军区某部任排长，军装依旧笔挺，处境却尴尬。礼堂开会时，旁人见他走来，话题便戛然而止；饭堂排队，他身后常只剩空位。这股凉意比岭南的冬雨更刺骨。
张爱萍手里攥着毛边信纸，深夜没开灯，只借窗外微弱路灯写下几行字。行文克制，没有求照顾，更没有托人提拔，只拜托不要因自己的问题难为孩子。“不求方便，只求公正”，这是信里唯一带感情的句子。落款处，老将抬笔停顿了半晌，仍然写上全名。
张胜把信叠成四层，小心放进贴身口袋。单位出发前，指导员摇头：“这个时候，你去司令部，怕是凶多吉少。”张胜只是敬了个礼。“父亲说，遇事要直面。”他没有再多解释，步伐却比平日更沉。
8月的一天，他来到广州军区大门口。岗哨询问姓名，他报了“张胜”两个字，又补上一句：“求见温副司令。”值班员拨电话后请他等待。夏蝉声声，汗水顺着军帽檐滴下，张胜不敢抬手去擦，姿势纹丝不动。
不远处会议室正散场，一位司令部部长恰巧路过，与张胜目光相遇。对方认出他曾在追授大会上获表彰，随口问：“来接任务？”张胜摇头，说来送信。部长愣神：“温副司令方才还在主持会。”话音未落，两名军务人员突然走来，请张胜同行，神情严肃。
审讯室里，窗子蒙着厚布，灯光直射桌面。“信交出来。”对方语气平平。张胜递出信封。撕开的纸张摩擦声极轻，却像锯条划木。他隐约听见外间一人嘀咕：“闹事也挑时候。”片刻后，门开，空信封被丢进废纸篓，里边字迹化为碎片。
走出司令部大楼，张胜看到团部派来的政工干事站在台阶下，脸色阴沉。干事压低声音：“怎么能跑来添乱子？赶紧回去。”军区电话已提前打到团里，措辞生硬：“把你们的人带走，不要制造影响。”
随后，张胜被安排到郊外茶山劳动。清晨扛锄，傍晚数苗，汗水将旧军装洗出白印。他没有向父亲提起被训斥的经过，只在回信中说“已安好，勿念”。张爱萍收到信，沉默良久，把那张薄纸放进抽屉最里端。
外界少有人理解温玉成当日为何如此决绝。事实上，1968年他自己同样备受压力。广州军区多次点名“划清界限”，一些老部下劝他少与被审查对象扯上关系。温玉成思来想去——一旦签收张爱萍的信，若被别有用心者曲解，将陷于被动。于是“安全第一”的念头占了上风。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功勋将领对战友过往情谊并非毫无挂念。几天后，他嘱秘书暗中去了解张胜的劳动安排，确认吃住无虞后才放下心。可这件事终究没有第二个人知晓，留在张胜心里的，只剩那扇紧闭的大门。
1978年春，张爱萍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与温玉成在北京某次座谈间并肩而坐。短暂寒暄后，两人都回避往事，仅聊部队训练和装备现代化。席间一位年轻参谋递茶，听见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提到“年轻人别再受无谓的折腾”。话语轻，但都压着沧桑。
多年以后，张胜回忆那段日子，对亲友说：“我理解温副司令，只是当时太年轻，心里堵得慌。”短短一句，道尽曲折。军旅人明白，战场上迎向炮火容易，政治风浪里保持稳立更难。倘若硬要给这段往事下评语，大概就是：时代洪流里，英雄也难免谨慎自护，旁人亦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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