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的大疫，4年的战争，6年的失落，欧洲的舆论氛围，也越来越一片愁云惨淡。
他的逻辑听起来挺顺：你看19世纪的中国，被列强揍得那么惨，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不也靠着改变和适应，最终挺过来了，现在还复兴了嘛。
这话乍一听，既肯定了东方的成就，又给了欧洲希望，两头讨好。
但我得说，这位德国先生恐怕是犯了“刻舟求剑”的毛病，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他用“中国能挺过来”推导“欧洲也能挺过来”，恰恰暴露了当下欧洲精英思考问题的一个巨大盲区——他们根本没搞清楚，中国当年靠什么挺过来的，而这些核心条件，今天的欧洲一个都不具备。
这种惯性强大到，每次大乱之后，社会自身就有一种强烈的“回归秩序”的渴望和重建能力。
欧洲呢？自古就是“拼图模式”。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封建采邑、民族国家……一直是个多元、分裂的格局。
欧盟是个了不起的经济和政治实验，但它本质还是一个“国家联盟”，缺一份深入骨髓的、能让所有成员国老百姓发自内心认同的“共同体灵魂”。
一遇到真正棘手的危机，比如难民分摊、债务问题，最先冒出来的念头往往是“各扫门前雪”，英国脱欧就是一次集中爆发。
这和中国那种“黄河泛滥了，必须统一治理”的底层思维，完全是两种模式。
第二个关键不同，在于“改变”到底是为什么。
中国近代那一波波变革，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改革开放，核心驱动力就一个：救亡图存，避免被开除球籍。
那是真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被揍醒了，痛到骨子里了。所以学西方技术、制度，目标极其明确——“师夷长技以制夷”，最终是为了自己不再受制于人，重塑主体性。整个过程充满了实用主义和生存智慧。
现在欧洲精英挂在嘴边的“改变”和“多元化”，很多时候味道变了。
它更像是在一种强大的政治正确和道德光环下，进行的一种“自我改造”。
有时甚至演变为对自身历史、传统、主体民族认同的过度批判和消解。
前者是为了生存“强化自身”，后者有时像是在压力下“稀释自己”。
一个想着怎么“补钙”，一个可能不知不觉在“抽筋”，能一样吗？
第三，执行“复兴”的实体，力量天差地别。
中国的现代化和复兴，背后是一个拥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和高度同质化、对社会稳定有强烈共识的庞大主体社会。
政府能制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并持续推进，社会层面对于“发展是硬道理”有广泛认同。
再看欧洲，它正面临一个尴尬的双重消耗：一方面，在理念层面，传统的民族国家认同和主流价值观在知识界被不断解构，导致社会凝聚的思想基础松动；
另一方面，在实操层面，决策陷入欧盟机构、成员国议会、地方政府、各种NGO的多层拉扯中，议而不决、决而难行是常态。
想建个基础设施都可能环保讨论十几年，应对危机时，统一的财政、边防政策难上加难。心气不齐，手脚又被捆着，这“复兴”的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拿中国“百年国耻”后的崛起，给今天的欧洲打气，纯粹是浪漫的误解，甚至是一种精神安慰。
这好比看见一个体质强健、意志坚定的人大病痊愈，就觉得自己感冒了也能立刻去跑马拉松，完全无视了双方身体底子和治疗方法的本质区别。
但问题就在于，在当下欧洲的舆论环境里，提倡“守住主体性”可能比提倡“无限改变”更需要勇气，也更难达成共识。
历史从不会简单复制粘贴。别人的药方，治不了自己的病，看清体质差异，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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