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盛夏的一天午后，钓鱼台国宾馆的树荫里蝉声不断，叶剑英放下刚批完的电报，抬腕看表，示意身旁的廖承志坐下。短暂寒暄后，叶帅开门见山：“马家与荣家的孩子想订婚，你帮我同总理沟通一下。”廖承志点头，他懂得叶帅这句话背后的分量。
消息并非毫无征兆。早在春天，马万祺的次子马有恒赴京参加暨南大学校友聚会，经同学介绍认识了荣毅仁的小女儿荣智婉。两人相约游颐和园，一路谈理想谈电影，心意暗通。五月里，马有恒写信回澳门向父亲报喜，信中说自己“遇到志同道合的人”，马万祺大笑，回电惟一句：“择日北上。”
马万祺与叶剑英交情颇早。1950年叶帅在广州主持军政时，这位澳门商界领袖常往来商讨港澳物资运输；而马有恒十六岁那年到广州求学，一度暂住叶帅家中，老帅见他腼腆，常拍肩鼓励：“多读书，别怕生。”这些往事，在今天看来像铺垫，事实上也的确为那桩姻缘奠基。
荣家背景同样特殊。1949年初上海风声鹤唳，资本外逃成风，三十一岁的荣毅仁却把三个孩子按部就班送去学校，还吩咐厂里加紧生产。他说服父亲荣宗敬留下机器与原料，向工人保证“新中国需要棉布”。1950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举办宴会招待工商界人士，荣毅仁第一次与周总理近距离交谈，那份坦诚在多次接触后升格为信任。
1959年5月，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带着中央任命赶到上海。那天夜里，张琴秋对荣毅仁说，北京缺人，总理希望你去做副部长。荣毅仁心里明白，这不仅是信任，也是责任。他当即答应，翌日整理行李北上。不久周恩来见到他，语速放缓：“半年北京，半年上海，方便生活。”荣毅仁却诚恳表示：“到岗就算家在北京了。”
夫人杨鉴清随行进京，一开始无职可任。一次北京饭店舞会上，周总理注意到她，轻声询问近况，“愿不愿意到工商联做事？”几天后统战部来人对接，杨鉴清走上了家属委员会岗位。细微关怀，解决的是后顾之忧，也巩固了荣家继续贡献的决心。
时间线跳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军委会议在无锡召开，叶剑英下榻锦园宾馆。主人介绍说此处原系荣家别墅，旁边太湖饭店前身是荣家纺织学院。叶帅环顾四周，感慨脱口而出：“有几个人办厂还办学校？荣家算一个。”一句由衷敬意，现场记录员将其写入会议纪要。
多年交往让叶、荣两家情谊深厚。得知儿子与荣家千金情投意合，马万祺带夫人专程抵京探老帅。客厅里，茶香氤氲。叶帅微笑道：“你该摆喜酒了。”马万祺顺势提出，请叶帅做主婚人。老帅摆手：“不急，流程得符合程序，先请总理定夺。”
“马荣两家身份特殊，外界眼睛多，慎之又慎。”廖承志随后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总理听完哈哈一笑：“通家之好，利国利港，我同意。”简短批示，等同定音锤。
当年十二月，订婚仪式选在北京饭店东楼，迎宾花束铺满走廊。席间，叶帅、廖承志、习仲勋、沙千里等数十位老友到场，周总理因公务未能亲临，委托汪道涵代送祝辞。酒过三巡，叶帅举杯对新人道：“好好读书，好好做事。”全场掌声持续许久。
两家因此往来更勤。每逢荣毅仁来京，叶帅常叫人把刚钓上的太湖白鱼送去荣府；若马万祺进城，叶帅也会备几瓶绍兴黄酒，与老朋友促膝而谈。人情往复，看似寻常，却延续了两个家族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悼念仪式结束后，叶帅与荣毅仁在人民大会堂侧厅默坐良久，谁也没说话。那一年对所有人都沉重。进入10月，历史拐点出现，局势渐稳，叶帅再度找荣毅仁谈话：“准备干活，国家要用得着你。”
1978年春，五届政协筹备完毕，荣毅仁出任副主席。与他并肩的主席是邓小平，副主席里还有叶剑英、王震。会议间隙，叶帅时常提醒：“民营经济、侨港澳，统战部门都要请你多出主意。”荣毅仁早已过花甲，却仍每周钻进档案室翻资料，拟方案、跑调研，忙得不亦乐乎。
从纺织厂青年到“红色资本家”，从上海滩弄潮儿到国家重要岗位，这条路看似曲折，实则脉络清晰：留得住的人，才能在最需要的时候派上用场。荣智婉的婚礼只是众多细节之一，却折射出高层统战的温度与远见，也见证了几代人信念相通的力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