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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春公子
“我们每天能抓到5到12个俄军渗透人员，几乎每一个都得到了当地人的庇护。”乌克兰军事专家康斯坦丁·马绍韦茨的语气里，混杂着愤怒与不解。他在前线的观察揭示了一个令基辅难堪的现实——在顿巴斯、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这些战火最激烈的地方，不少乌克兰公民正“大规模地”帮助着那些被官方称为“侵略者”的俄军士兵。
这些被马绍韦茨称为“等待者”的平民，他们的“帮助”远不止送一碗热汤那么简单。他们会把俄军侦察兵藏进自家地下室，用平民服装为他们打掩护；会凭着对家乡每条小巷的熟悉，领着俄军寻找乌军防线的薄弱缺口；甚至用珍贵的情报，帮助陷入绝境的俄军突击队残部绝处逢生。在马绍韦茨看来，正是这些沉默的协助，让俄军得以在乌军的战术后方大规模渗透和立足，这成了战场上最隐蔽也最令人头疼的“非对称优势”。
为什么？ 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每一个试图理解这场战争复杂性的观察者心中。答案，或许并不藏在宏大的国家叙事里，而在于战火下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褶皱之中。
文化，那看不见的纽带
翻开战前的人口统计，数据似乎支持着一种简单划分：顿涅茨克州乌克兰族占56.9%，卢甘斯克州占58%，赫尔松州更是高达82%。然而，数字背后是另一番景象——在这些地方，俄语是菜市场、学校和家庭中的通用语言。几十年的共同生活，缔造了剪不断的文化联结与共同记忆。
2014年冲突的首次爆发，像一道分水岭。许多亲西方的、乌克兰民族意识强烈的居民，选择西迁至利沃夫等地。留下来的人，其情感天平常不自觉地倾向东方。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而言，迎面而来的俄军士兵，说的可能是自己父辈的语言，哼的可能是自己童年的歌谣。而基辅，无论是地理还是心理上，都显得有些遥远。当炮声响起，这种潜藏的文化认同，便悄然转化为现实中的一杯水、一件御寒衣，甚至是一次关键的指路。
生存，压倒一切的逻辑
但若仅将一切归于文化，便过于浪漫，也过于低估了战争的残酷。更冰冷、更强大的驱动力，是生存本身。
乌东的重工业已在连年战火中彻底停摆。工厂化作废墟，商店大门紧闭，工作与收入成为奢望。乌克兰政府宣称自去年6月以来已撤离近14.7万前线居民，但分摊到广袤的顿巴斯、扎波罗热等战区，无异于杯水车薪。扎波罗热州仅有2800多人被疏散的报道，折射出组织能力的乏力与资源的捉襟见肘。
即便成功撤离，前景也未必光明。临时避难所床位紧张，安置后续乏力。对于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不愿舍弃祖宅的平民而言，长途迁移意味着未知的漂泊与可能永久的失去。留下，成了无奈之选。
而在战线的另一侧，俄方的治理尽管伴随着严控，却提供了一套更为务实的生存方案：发放临时身份文件、提供基础食物补给、修复关键基础设施，甚至出台“参军免债”政策——与俄国防部签订一年作战合同，可免除最高1000万卢布（约合十数万美元）的债务。在债务压身、走投无路的绝境中，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条看似能挣脱泥潭的绳索。当最基本的“活下去”成为每日拷问时，抽象的国家忠诚，其分量难免变得轻飘。
信任，被一点点耗尽的基石
乌克兰政府的许多战时政策，无意中加速了这种信任的流失。为填补巨大的兵源缺口，征兵年龄线不断后移，动员力度日趋强硬。从文尼察市亲属冲击征兵中心抢回亲人，到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征兵官员街头拉人视频，强制服役的阴影笼罩着无数家庭。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数据显示，超过57%的乌克兰家庭直接或间接经历过强制服役，社会疲惫与不满情绪弥漫。
与此同时，总统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已跌至17%的历史低点。对前线居民而言，一个既无法保护他们家园安全（乌军反击时炮弹也可能落在自家屋顶），又无法保障他们基本生计，反而不断以战争之名进行索取的政权，其合法性自然会在日复一日的煎熬中被消磨。当保护者的角色缺失，而另一方至少能提供基本秩序与生存资料时，人心的天平便开始倾斜。
人性，在灰色地带的本能
联合国的数据勾勒出一幅更广阔的画面：乌克兰已有约10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约700万人逃往国外。但仍有数百万人，因各种原因留在故土。他们中很多是老人、残疾人，迁徙对他们而言过于艰难。家园，不仅仅是砖瓦，更是全部的记忆与意义。
于是，我们看到了战争中最复杂、最灰色的地带。这些平民，绝非狂热的意识形态信徒。他们的选择，很少源于对某个政治蓝图的热忱，更多是 “当下谁对我更有利” 的生存计算。当乌军的炮弹可能误伤平民，而路过的俄军士兵会帮忙抬出地窖里的存粮；当政府的救济杳无音信，而控制区当局能组织起面包分发——在那一刻，政治是非退居二线，人性中趋利避害、感恩回报的本能占据了上风。
马绍韦茨的抱怨，是从纯粹的军事逻辑出发，视平民为需要管理的变量。但他或许忽略了，当战争漫长到足以重塑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时，平民就不再是被动的背景板。他们的合作或抵抗，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种源自生命最原始渴望的力量——对安全、温饱和尊严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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