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20年正月，73岁的全真教掌教丘处机，携赵道坚、尹志平等18名弟子离开山东莱州昊天观，启程西行。在这之前，他收到了成吉思汗的诏书，请他前去相见。
丘处机一行人在燕京（今北京）得知成吉思汗已率军亲征花剌子模（今中亚一带），遂决定继续西行。
他们穿越蒙古高原与广袤的中亚，行程上万里，最终于1222年4月抵达位于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的成吉思汗行营。其间，丘处机多次向成吉思汗讲授治国养生之道，力劝其“止杀爱民”。这段经历被后人传颂为“一言止杀”的佳话。
很多人看到这段历史，都会疑惑：一位古稀老人，是如何完成如此漫长艰险的远行，抵达万里之外的阿富汗？这就必须提到元代建立的“站赤”制度了。
▲丘处机得见成吉思汗。（图片来源：凤凰网）
（一）驿路演变：一部行走的制度“变形记”
提起中国古代驿站，人们多会联想到杨贵妃。不管是“一骑红尘妃子笑”，还是她香消玉殒的马嵬驿，都与驿站紧密相连。
然而，若论制度的完备、覆盖的广度与运行的效率，中国古代驿站体系的巅峰，是在元朝。
元代的“站赤”，是蒙古语“驿传”的音译，原指掌管驿传的官员，后逐渐演变为对驿站和驿传体系的通称。今天我们所说的车站的“站”，也是从“站赤”而来。
元代驿站的雏形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已出现。随着蒙古大军的征伐，传递军情、运输物资的需求变得空前迫切，一套初具规模的通信与后勤保障体系应运而生。
（图片来源：河北文旅微信公众号）
▲位于河北张家口怀来县的鸡鸣驿古城，始建于成吉思汗西征时期，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座古驿站。
据《元史》记载，1215年蒙古军控制辽西后，义州（今辽宁义县）出现叛乱迹象，当地守将意图采取极端手段镇压，幸而观察使王荣祖通过驿站系统，将情况火速上报给成吉思汗，从而避免了一场屠杀。这一事件，凸显了早期驿站在高效传递信息、参与地方治理上的关键作用。
到了1219年，成吉思汗的近侍刘仲禄奉命前往山东莱州延请丘处机时，其所持的“虎头金牌”上刻着“如朕亲行，便宜行事”，便是可通行全国各地驿路的最高通行证。
丘处机随后西行途中“驿马程程送，云山处处罗”的记载，也是元代驿站网络高效运转的生动写照。
▲甘肃省博物馆藏八思巴文虎符圆牌。（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驿站系统的制度化与大规模扩展，是在窝阔台即位后。他将驿站建设列为国家要务：大幅扩展驿站网络，建立专门的站户制度，即由特定人户为驿站提供粮草、车辆、牲畜等物资及劳役，并详细规定往来使臣，按等级可以享有肉、面、米、酒等饮食供给。
这套体系确保了大一统王朝指令的畅通与物资的流转，窝阔台本人亦对此深感自豪，将其列为生平四大功绩之一。
▲驿站接待使臣。（AI制图）
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驿站制度达到了空前完备的程度。他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构筑了连通各行省、路、州、府、县的全国性驿道网络，并配套设立了负责公文速递的“急递铺”。
忽必烈还颁布了系统的《站赤条例》，对驿站管理、驿官考核等作出详细规定。这套严密的制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与物流网络，成为维系元朝统治的重要基石。
（二）驿路动脉：支撑多元共生的流动网络
元代驿站规模宏大，据考证全国驿站约1500处。这一网络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着明确的功能与地域划分。
▲元代驿站数目统计。（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据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史集》记载，当时从岭北行省（蒙古高原）通往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大都（今北京）的核心驿道主要有三条：
一为车道，是连接大都、上都与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的官方主干道。此道线路较为平直，可通车马，主要用于官员朝觐、诏使传递和粮饷运输。
二为马道，是以上都为起点，西越阴山隘口至和林。因多途经山区，故以马行为主，是军事物资运输与使臣往来的重要通道。
三为小道，是专递西北军情急务的机密通道。其起点为大都，经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进入甘肃行省，因沿线驿站多集中于甘肃，故常称“甘肃纳怜驿”。
（图片来源：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第263页）
▲元代连通上都和大都之间的主要驿路。
驿站体系灵活适应了不同的地理环境。除上述陆站外，元朝还在江河沿海广设水站，在寒冷的辽东地区还创设了独特的“狗站”，即狗拉雪橇的交通方式。《元史》中就有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辖“狗站一十五处，站户三百，狗三千只”的记载。
这一高效系统在传递情报、运输军资、维系中央对边疆的控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图片来源：中国政法大学中华法治文明虚拟博物馆网站）
▲沈州站印，元代官方铸造的驿站官印，是元朝在沈阳设立站赤的重要物证。
驿站不仅是传达政令军务的通道，更打破了草原与农耕的地理界限，使得不同民族得以广泛接触、深入融合。驿站管理本身就体现出鲜明的多民族协作特征，而驿路的畅通也催生了沿线城镇的繁荣。
位于木怜道枢纽的集宁路古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便是典型例证。此地最初仅是金代的一处边境贸易点“春市场”，凭借元代驿路的兴盛，迅速发展成为草原与中原物资交汇、人员往来的重要城市。
▲集宁路古城遗址。（图片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考古发现显示，集宁古城路网六纵七横，商铺作坊沿街林立；景德镇、龙泉窑、磁州窑等南北名窑瓷器跨越数千公里汇聚于此；烘烤炉窑与数万枚钱币窖藏，再现了昔日市井烟火。
瓷器上的汉文、八思巴文和回鹘式蒙古文，以及丝织品、金银器等各类遗存，共同诉说着汉、蒙古、回鹘等多民族在此杂居共处、和谐贸易的故事。
▲集宁路古城遗址钱币出土原状。(图片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集宁路古城出土的青花瓷壶（左）和釉里红玉壶春瓶（右）。（图片来源：乌兰察布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官网）
在西南乌蒙山地区，元代开通乌撒毕节驿路后，打破了当地长期相对封闭的状态，蒙古、回回等族群随军队、官员和商队沿驿路迁入并驻留，与当地彝族等民族交往互动，逐步形成了该地区多民族大杂居的局面。
从中原腹地到漠北草原，从河西走廊到西南峻岭，驿站连通的不仅是地理距离，更在持久的人员往来、物资流通与文化交融中，将多民族编织进一个共享的网络，彰显出元代交通体系在巩固疆土、促进社会融合方面的深远意义。
（作者简介：周国琴，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学院）教授；臧子涵、葛帅，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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