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只是拿枪的战士在战斗。很多时候，后方老百姓的勇气和智慧，也起了重要作用。一九四三年，山东鲁南和徐州之间，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叫张士钊的普通农民，竟然打起了日军重兵把守的军火库的主意。
那年二月，天还很冷。鲁南的八路军打了一次伏击，缴获了两挺日本人的九二式重机枪。大家把机枪运回驻地，围着看，都很高兴。可是这高兴劲儿很快就过去了。因为这种重机枪必须用特制的子弹，而八路军手里这种子弹非常少。没有子弹，这两挺机枪就是两块废铁。
当时在鲁南军区负责联络工作的干部廉纯一后来回忆说，战士们摸着枪，脸上全是着急的神情。想弄到子弹，太难了。离得最近、可能有子弹的地方，是七十里外的徐州城。但那里是日本人的大本营，子弹都锁在城里的军火库里，看守得非常严。
正当部队为此发愁的时候，几天后，廉纯一到费县附近村子办事，休息时和村民张士钊蹲在田边聊天。张士钊平时话不多，就是个埋头种地的老实人。廉纯一说着部队的困难，感叹要是能弄到子弹就好了。张士钊听完，闷头抽完一袋旱烟，在鞋底上磕了磕烟锅，抬起头说：“打鬼子，不一定非要在战场上拼刺刀。”他停顿了一下，像是下了决心，接着说：“你们等我的消息。”
廉纯一把这话记在了心里。张士钊这边，说干就干。第二天天刚亮，他就牵了头自家养的瘦牛出门了。对外只说去徐州城看亲戚。他其实是去找一个叫杜全德的同乡。这个杜全德在徐州西关靠拉板车过活。最关键的是，杜全德家那两间低矮的土坯房，后墙紧挨着的，就是日军军火库又高又厚的大围墙。
当天下午，两人在杜家昏暗的小屋里见了面。张士钊没有绕弯子，直接把部队缺子弹、想从军火库里弄的事说了出来。杜全德听完，端起桌上的粗瓷碗喝了一大口凉水，只回了一个字：“干！”主意定了，两人立刻去查看地形。他们推着一辆旧板车，假装是等活儿的车夫，沿着军火库的外墙慢慢走。围墙很高，上面拉着铁丝网，大门口有双岗，隔一会儿就有扛枪的日本兵列队走过。
走到西北角时，一片荒乱的草堆引起了张士钊的注意。他假装解手钻进去，发现墙根底下有个旧的狗洞，洞口被人用几根生锈的铁条焊死了。那里堆着碎砖烂瓦，位置很偏僻，成了巡逻哨兵视线的一个死角。
看好了路线，行动就定在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那天晚上风很大，吹得电线呜呜作响。张士钊和杜全德推着空板车又回到西北角。杜全德蹲在十几步外的巷子口望风。张士钊趴到墙角，从怀里掏出一把钢锯，对准一根铁条就锯了起来。风声盖住了大部分响声，但锯齿摩擦铁条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还是有点刺耳。
探照灯的光柱不时扫过远处的屋顶，灯每次照过来，张士钊就立刻趴在地上一动不动。锯到第三根铁条中间时，墙里面忽然传来皮靴声，越来越近，在不远的地方停住了。张士钊全身紧贴冰凉的地面，能清楚听见墙内日本兵的说话声和零星的笑声。幸运的是，那队士兵没有发现异常，待了一会儿就走远了。到了后半夜，堵着洞口的几根铁条终于全被锯断了。
那个洞口很小，仅能容一人勉强爬过。张士钊让杜全德留在外面望风，自己先侧身钻了进去。墙内一片漆黑，只有远处岗哨昏暗的灯光。他趴在冰凉的地上，等眼睛适应了黑暗，才小心地抬头观察。眼前是一个堆放废旧器材的角落，再往前，隐约能看到几排整齐的、盖着帆布的垛子。
他屏住呼吸，听了很久，确认附近没有巡逻的脚步声，这才猫着腰，快速溜到最近一个垛子旁，轻轻掀开帆布一角。借着微弱的光线，他看到里面是一个个码放整齐的木质弹药箱，箱子上印着日文标记。他的心猛地一跳，找对地方了。
他不敢久留，记住位置和大致路线后，便原路返回洞口，和杜全德通了情况。两人约定，第二天夜里开始搬运。第二天深夜，他们带着准备好的麻绳和扁担再次行动。 这次两人都钻了进去。张士钊负责在垛子旁拆卸和传递，杜全德负责将箱子搬到洞口，再接力传出。
整个过程他们不敢发出一点大的声响，全靠手势和眼神交流。每搬出几箱，就要停下来仔细听听周围的动静。厚重的子弹箱非常沉，搬了不到一半，两人的衣服就都被汗水湿透了。
就这样，他们连续搬运了两个晚上。由于洞口窄小，每次只能运出两三箱。他们先把子弹箱藏在墙外荒草堆的深处，用杂物盖好。等到第三天凌晨，巡逻间隔最长的时候，杜全德才推来那辆准备好的板车，两人以最快的速度把全部子弹箱从草堆转移到车上，再盖上早就预备好的稻草和烂菜叶，一口气拉回了杜全德那紧挨着围墙的家里。
十三箱子弹，终于安全运进了屋。他们把箱子塞进床底，又挪动水缸和杂物堆压在前面。做完这一切，天都快亮了。两人累得几乎虚脱，但看着藏好的子弹，觉得一切都值。
但怎么把东西运出城，是更大的困难。日本人对出城的车辆行人搜查极严，连衣服都要里外翻看。直接运这十三箱子弹出去，风险太大。
杜全德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出去一趟，回来时提着两大桶舀来的粪水，臭气熏天。他说，把牛车伪装成运粪的车，日本兵嫌臭，也许就不愿意仔细检查。张士钊觉得这办法虽然脏，但可以试试。两人动手，把粪水仔细泼在盖子弹箱的草席上，弄得整车臭不可闻。临走前，张士钊和杜全德用力握了握手，心里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第二天一大早，张士钊独自赶着牛车，混进了出城的人流。越靠近城门，日本哨兵查得越仔细。牛车散发的臭味让周围的路人都捂着鼻子躲开。轮到他时，一个哨兵捏着鼻子，一脸厌恶地走过来。
张士钊看准时机，突然抬手抽了拉车的牛一鞭子。牛一惊，猛地往前一冲，车子跟着剧烈一晃。车上泼的粪水借着这股劲儿溅了出来，正好有几滴甩到了哨兵的裤腿上。日本哨兵被这又臭又突然的一下搞得又慌又恼，一边跳脚躲开，一边捂着鼻子大喊：“快走！快快的！”张士钊赶紧稳住牛车，在哨兵不耐烦的驱赶声中，不紧不慢地穿过了城门。
出了城，还得把子弹安全送到部队手里。张士钊一路不停，把牛车赶到了约定的地点。鲁南军区的联络部长廉纯一已经带着几名便衣战士在那里接应。他们迅速将十三箱子弹转移走。后来清点，这批子弹接近两万发。
这些宝贵的弹药，很快被送到了八路军的兵工厂。到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日军调集重兵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在著名的岱崮保卫战中，八路军战士凭借险要地形顽强阻击。战斗中，一挺用上了新到子弹的九二式重机枪发挥了重要作用，枪口喷着火舌，死死压制了日军好几次冲锋。这批从徐州日军眼皮底下弄出来的子弹，最终在战场上发出了怒吼。
抗日战争胜利后，廉纯一没有忘记当初的承诺。他专门找到已经回乡继续种地的张士钊，要为他向上级请功，给他表彰和奖励。在村里的晒谷场上，张士钊摆摆手，没有接受这份荣誉。他用朴实的家乡话说，当年拼命是为了打跑鬼子，不是为了得功劳。他更惦记老朋友杜全德，对廉纯一说，如果真要表扬，就给杜全德的坟上添把土吧。
那以后，张士钊再也没跟人提起过这段冒险的经历，守着家里的几亩地，像无数普通农民一样，过着平静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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