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割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
睢杞太地区，是革命的老区，自卢沟桥事变到抗日结束，共产党在这里就深入组织发动群众，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了抗日斗争的坚强后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在睢杞太地区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和外地读书的青年学生，在上级党的指示下利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纷纷在家乡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
1937年9月，杞县建立中共杞县委员会，太康建立中共太康县工作委员会。1938年1月，睢县建立中共豫东工委。2月，睢县、杞县分别建立中心县委。5月，为统一领导，省委派吴芝圃在睢杞太地区建立豫东特委。
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6月睢杞太地区沦陷，在近一年时间里，党组织首先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睢县就在这个时期建立了5个共产党支部，党员发展到近百名。
我党组织与各县国民党政府成立了统一战线的民众组织抗敌后援委员会或动委会，并利用其名义办各种类型的抗日训练班。杞县开办了长期抗战免费补习学校和抗日民运干部训练班，睢县办了抗日青年干部训练班，为党有组织地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
睢县的青年训练班结束后，一位学员写信给同学说：“训练班的时间是短促的，转瞬问便成了过去。但是一个月的学习非常奇怪，把我们过去那种苦闷、失望的情绪一扫净尽，我们对抗战的最后胜利，有了不可摇撼的信念，知道了怎样动员民众和建立统一战线。我们今天自己都好像有了把握，怎样动员群众起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同时，我党组织组建各种类型的剧团，到乡下演出，发动教育群众。
1938年1月，中共河南省委派林亮带领省委组建的“光明话剧团”到睢杞太地区巡回演出。之后，睢县成立了“流动话剧团”，太康成立了“长白山话剧团”，杞县成立了“抗日宣传队”等，仿效省委话剧团到乡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动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群众起来抗日。
睢县话剧团到睢县南部边缘集镇平岗演出时，一个知识青年怒不可遏地登台演讲，观众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
1938年6月至1938年10月，党在睢杞太地区发动群众的主要方式，是发挥各个党员的优势，和各自的特长，建立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同时，还建立广泛的统战武装。
自1938年夏初沦陷起，共产党员相继在睢县的杨楼、船李、苗楼、闫土楼、大徐楼、西陵等地拉起近10支抗日武装，杞县也在石寨、河寨；太康也在河坡、孙庄等处拉起抗日武装，最后合编为豫东人民抗日第三游击支队。
1939年到1944年7月，是睢杞太抗日根据地创建和坚持的漫长艰苦阶段，党发动教育群众的方法是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组织起广大群众，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坚持斗争。
睢杞太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在“三支队”和“游击支队”的打击下，一些土匪和杂扒队武装有所收敛，但仍多如牛毛，打家劫舍成风，加上日伪扫荡，群众无一日安宁。
根据这一情况，豫皖苏区党委，为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在各县建立了县委、工委。中共睢县工委建立后，在1939年到1942年，日伪强化治安的恶劣条件下，建立两个区委，积极发展党员和同情者，秘密开展地下工作，为抗日武装提供情报，传递消息，还举办《光明报》，扩大抗日宣传。直至1944年夏季睢县县委成立，开始着手建立地方政权。
1939年2月7日，吴芝圃在赵村召开杞县南部、睢县西部、太康北部和通许东部有声望的开明士绅、进步人士会议，决定成立抗敌保家为宗旨的群众性组织抗敌自卫团。
不长时间，杞县建立9个分团，太康建立7个分团，睢县建立6个分团，把四乡男女有志青年团结到党的周围，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1941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结合睢杞太地区的实际情况，为了更好地发动组织群众，在杞县南部焦庄成立“水东抗日联防委员会办事处”（简称联办）。下设“抗日联防中心分会”简称“联中”或“中心分会”，“联中”下面设“抗日联防分会”，简称“分会”。
从名义上看，它很像抗日群众组织，实际上行使了政府职权。“联办”就是专区政权，“中心分会”就是县级政权，“分会”就是区级政权，当时称之为隐蔽发展的“灰色政权”。
到1943年初，睢杞太抗日游击根据地共建立了杞南、杞北、杞西、睢太四个中心分会，10多个分会。
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为解救群众于水火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清匪，安定社会秩序。1943年秋水东联办发出布告，颁布清匪法令。仅杞南办事处圉镇分会，在清匪中就枪毙匪首18名。清匪运动的展开，安定了社会秩序。
其次是帮助群众克服民国三十二年自然灾害。在自然灾害中，“灰色政权”把抗日武装征得的粮食分给中心区群众，挽救了上万条生命。同时各区“灰色政权”帮助群众春耕，挽回灾害带来的损失。
水东独立团在中心区除自己开荒种100多亩高粱外，又走村串户，帮助群众耕种，给他们带去种子。民谣说：新四军的县长犁地，汉奸县长看戏，国民党的县长是又抢粮又抓鸡，还要强拉大闺女。
1943年麦收后，“灰色政权”又掀起了夏种大生产运动。经过半个月抢种，中心区大部分农田种上了庄稼。
为解决群众无地耕种的困难，1943年麦后，水东联办颁布赎地法令，准许1942年秋至1943年麦前灾荒时期，贫苦群众为生活计廉价卖出的土地，再原价赎过来。群众说：我们穷人没有法活下去，共产党帮一把活下来，我们没有土地，共产党又把土地帮我们要回来。共产党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啦。
再就是征收公粮，实行合理负担，保证抗日武装的财政供给。灰色政权建立后，开始合理征收公粮，抗日武装不再吃群众的派饭，即是吃，也要打欠条。水东独立团从1943年建立供给制度，并统一了服装，因此不仅得到了贫农中农的欢迎，甚至也得到了一些富裕户拥护。
1944年秋天开始，睢杞太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芝圃、达生、克威、睢县等7个县委和县级政权，抗日根据地发展到5400个村庄，面积32000平方华里，人口达244万，各县级政权建立农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性的抗日组织。
同时各县发展教育事业，建立中小学校。睢县中心区闫庄、苗楼等村共建学校7所，学生500多名。
在睢杞太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中，我党坚持走群众路线，根据地的干部战士与群众同吃粗茶淡饭，同住土坯草房，筹粮时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作战间隙帮群众耕织劳作，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实干精神克服困境。
坚持实事求是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支持根据地建设的抗日开明士绅、地方武装，对摇摆不定的中间势力，耐心沟通，化解疑虑，扩大抗日阵营；对破坏抗日的顽固分子，则坚决斗争以维护统一战线的纯洁性。
睢杞太人民也以无比巨大的热情，给予抗日战争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踊跃参军，供给给养，支援部队作战，诠释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军队与广大群众的鱼水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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