麒元观察
资本是怎样弄死大明王朝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大明王朝明明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顶级的生产力，拥有堆积如山的白银，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消费市场，最后却穷得连军队的饱银都发不出来，活活被一群流民和关外的骑兵给拖垮了。很多人说是因为天灾，是因为小冰河期，是因为崇祯皇帝生不逢时。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大明王朝的死因根本不是什么没钱，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资本做空，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最惊心动魄的金融猎杀。而操盘这场猎杀的，不是外人，正是大明王朝内部那个由资本，地主，文官这三者深度绑定，死死纠缠在一起的超级利益怪兽。今天，咱们就扒开历史的画皮，看看这群所谓的精英，是如何一步步掏空国家，榨干百姓，最后又是如何把大好江山，贱卖给了关外蛮族的。咱们得先从大明中后期的经济奇迹说起。各位别被课本上男耕女织的画面给骗了。到了明朝中后期，特别是万历年间，中国的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其实已经出现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用咱们现在的眼光看，那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那时候的苏州，杭州，松江，根本不仅仅是风景如画的旅游城市，而是当时世界上的世界工厂。你翻翻那个时代的畅销书，像三言二拍里的故事，你就会发现，那时候的老百姓，很多已经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而是变成了在大作坊里打工的产业工人。史书上记载，当时的苏州城里，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八个字背后，就是赤裸裸的雇佣关系。那些拥有几百张织机的大老板，手底下养着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生产出来的丝绸，棉布，就像今天的芯片和手机一样，是全世界抢着要的硬通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日本人，把一船又一船的白银运到中国，就为了换这些东西。
这带来了什么结果，结果就是大明民间积累了恐怖的财富，江南的富商，家里堆的银子都发霉了，他们穿的用的，比皇宫里还要奢华。
按理说，国家这么富，老百姓
有工作，朝廷应该很有钱才对啊，收税都收不过来对吧。可问题就出在这儿，这笔泼天的富贵，并没有流进国库，也没有真正惠及底层的农民，而是被一个刚刚兴起的阶层给截胡了。这个阶层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但是，大家注意，明朝的这帮资本家，和西方的资本家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他们非常缺乏安全感。在古代，你有钱没权，那就是待宰的肥羊。所以，这帮手里攥着大把热钱的富商，开始琢磨怎么把钱变成权，怎么给自己找个护身符。
于是，他们干了两件事，彻底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基因。
第一件事，叫资本买地。在那个年代，土地是最保值的资产，也是身份的象征。富商们赚了钱，第一反应不是去扩大再生产，不是去搞技术研发，而是疯狂地在农村兼并土地。他们挥舞着手里的银票，把那些自耕农手里的地，一块一块地买过来。以前的农民，自己种地自己吃，交了皇粮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现在呢，地没了，只能给这些大富商当佃户。原本的资本家，摇身一变，成了超级大地主。
这就是资本与地主的第一次合体。这一合体不要紧，直接导致了大量农民破产，变成了流民，也就是后来李自成张献忠们的主力军。
但这还不够。有了钱，有了地，还得有人在朝廷里说话，得有人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于是，他们干了第二件事，叫天使投资人。
大家知道，明朝要当官，唯一的路子就是科举。但是，读书是一件非常烧钱的事情。所谓的寒门贵子，在那个年代其实很难。光是买书，笔墨纸砚，还有长年累月不干活光读书的开销，普通家庭根本供不起。这时候，江南的那些富商地主们就出手了。他们会在各地物色那些聪明，勤奋，但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的读书种子。通过设立书院，或者直接资助的方式，给他们提供全额奖学金，包吃包住，甚至连进京赶考的路费给你包了。你想想，这些穷书生，从小受人家的恩惠，拿着人家的钱读圣贤书，等到有一天，他们金榜题名，考上了状元，榜眼，探花，进了翰林院，当了内阁大学士，他们会对谁负责。表面上，他们是天子门生，要对皇帝负责，要对国家负责。但实际上，他们的根，早就扎在了江南的富人圈子里，他们的屁股，早就坐在了金主爸爸的大腿上。这就是资本，地主，文官的终极合体，一个坚不可摧的利益铁三角，就此诞生。
这个铁三角一旦形成，大明王朝的噩梦就开始了。
这帮人掌握了朝廷的话语权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疯狂地给自己的金主减税，同时疯狂地给苦哈哈的农民加税。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词，叫不与民争利。这听起来多好啊，多正义啊，皇帝你不能跟老百姓抢钱。但如果你仔细扒一扒明朝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帮文官口里的民，根本不是那些吃不饱饭的穷苦百姓，而是他们背后的那些豪商巨贾。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万历皇帝当时觉得国库没钱，想收点矿税，商税。毕竟江南那么富，做生意的利润那么高，收点税不过分吧。结果呢，整个文官集团像疯了一样反对。他们引经据典，在朝堂上痛哭流涕，说这是暴政，是与民争利，甚至有的官员不惜以死相谏，以此来博取清流的美名。万历皇帝被骂得没办法，只能躲在后宫几十年不上朝。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大明的商业税极低，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江南那些日进斗金的大作坊，大海商，几乎不用交什么税。那国家要运转，军队要打仗，钱从哪来呢。这帮文官两手一摊，说，皇上，还得苦一苦百姓啊，咱们还是加田赋吧。于是，所有的财政压力，全部转移到了最底层的农民头上。农民本来地就被兼并了，手里没钱，还得交越来越重的税。交不起怎么办，只能卖儿卖女，只能逃荒，只能造反。而那些富得流油的资本地主集团，却在江南的园林里，听着昆曲，喝着美酒，嘲笑着皇帝的无能。
这帮人不仅在经济上挖国家的墙角，在政治上更是结成了庞大的派系。比如著名的东林党，咱们现在客观地看，东林党里确实有顾宪成，高攀龙这样口中讲道德的君子。但从整体利益上来看，他们代表的，就是江南士绅和工商业主的利益。他们反对收商税，反对开海禁，反对一切能让中央财政富裕起来的改革。到了崇祯年间，这个局势已经恶化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崇祯皇帝是个勤政的人，他想救大明，但他发现，自己手里根本没钱。李自成都打到家门口了，关外的清军都快进关了，国库里却只有区区几千两银子。崇祯急得没办法，放下皇帝的尊严，向大臣们募捐，求求你们拿点钱出来给士兵发军饲吧。结果呢，朝堂上这帮文官，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在皇帝面前哭穷。有的说自己家里揭不开锅了，有的说自己清廉如水，甚至有的高官，只拿出了几百两银子来打发叫花子。更有甚者，还在家门口贴上此房出售的条子，装给皇帝看。真的没钱吗，当然不是。等到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对这帮高官严刑拷打的时候，奇迹发生了。短短几天时间，李自成从这帮哭穷的官员家里，搜出了七千万两白银。七千万两啊，这是什么概念。大明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撑死了也就几百万两。这帮人藏的钱，够大明朝廷花十几年，够给辽东的关宁铁骑发几十年的军饷，够救活无数个饥民。可是，他们宁愿把这钱埋在地窖里发霉，宁愿看着国家灰亡，看着皇帝上吊，也不愿意拔一毛以利天下。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国家是大明朱家的，但钱是自己的。大明亡了，换个主子，他们照样可以当官，照样可以做地主，照样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照样过得同样滋润。这才是大明灭亡的真正逻辑。它不是死于贫穷，而是死于贫富差距的极端撕裂。它不是死于外敌，而是死于内部精英阶层的集体背叛。这个由资本，地主，文官组成的铁三角，像一个巨大的吸血泵，一边吸干了底层百姓的最后一滴血，导致了民变的国家机器的彻底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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