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到来，必然要经过与旧事物的缠斗才能够形成正常的新秩序。可惜的是，弘治皇帝之后的正德、嘉靖、万历等基本上属于不务正业的帝王。对于新时代地抵抗，只剩下一些官员、文人，如文徵明之流，以一己之力进行着抵御。但最终，新时代以诱人的方式瓦解了所有人的斗志。因为新时代更符合人们的本性，人人都喜欢过这样的生活。
人人都喜欢的，未必是正确的。例如张扬个性，每个人都希望拥有自我，都喜欢与众不同，但如果发展到眼中只有自我的时候那么，这种张扬个性就过度了。正如本篇第一节中所展现的那些内容一样。
再比如，享乐。谁不喜欢享受？但享受也需要注意自己的生产力。享乐，本质上就是消费，如果没有引导，人人就会在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而去拼搏。当靠自己的能力、靠正常途径不能取得的时候，就会践踏人世间的一切法律和道德。
那么，明朝的社会生产力到了人人享乐的地步了吗？显然没有，否则就不会出现我们上文所说的，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就是多蓄养奴隶、多娶些青楼女子、青楼业也不会那么发达。显而易见，当大部分人贫穷，支托起来的少数人的奢华是不会长久的。
1.工人日巧一日，人情日薄一日。
个性张扬和享乐融合在一起就会变成奢侈，因此，奢侈行为几乎没有任何正当性。当然，个人奢侈只是害了个人或家庭，但当奢侈成为时尚之后，害的就是民族与国家。人们就会不顾及自身的条件，为了面子、为了意气之争，而竞相斗奢，今日百万富翁明朝乞丐之身，在一些人看来这种斗奢是自我个性的彰显，对于贫苦人竞相购买假品牌、注水鸡（晚明就已经有了并非现代才有）等不正常行为就会成为风尚。
社会风气大大变化，周晖（1546年——？）的《金陵琐事·卷4》中就发出了感慨：
最不可伪者，金也。二十年来，金丝有银心者，金箔有银里者。工人日巧一日，物价日贱一日，人情日薄一日。
叶权（1522年—1578年）在《贤博篇》中就说了一些假冒案例，看起来非常令人觉得心痛，例如他说，苏州卖花人挑花的担子中，看着非常好看，但基本上没有一枝花是真花。卖的杨梅为了好看好卖，往往用墨染成紫黑色。老母鸡插上个长尾巴假装当作敦鸡卖。
当人们活在虚幻的繁荣中时，所有人都忽视了危险，觉得繁荣不但将依旧，而且会更好。但晚明越来越频繁的民变，恰恰说明这种虚假的繁荣背后隐藏着的是更大的危机。民变，并非要推翻政府而是希望吏治更加清明，民变的领导者大多是有产阶层，因此，他们并不希望改朝换代似的革命。然而，革命要来的话，任何人都无法抵挡。万历中后期，自然灾害频仍，吏治以及洪武荒政体制的衰落，直接造成农民起义的出现。农民企业则是以改朝换代为根本目标，革的就是朱家的命。
最终，在虚假繁荣下，明朝的大厦轰然倒塌。而在大厦坍塌前，明朝的娱乐业到了疯狂的地步。个性张扬以及享乐我们上文行文中多有介绍，现在我们就先介绍一下个性张扬和享乐的极端表现以及两者的融合奢侈之风。
2.全民奢侈化思想后，娱乐业畸形繁荣了
许多历史学家对于乾隆时期的《消夏闲记摘抄》和《禁奢辩》中的一些合理情节，来论证奢侈有一定的正面价值，甚至催生了晚明的经济大发展。著者虽然是后学，但仍然认为：如果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增长，就是正向意义的话，历史就不会今天这样。
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我国许多朝代，从经济方面讲都是在高峰时灭国王朝的。因此，如果历史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者，仅仅从经济史或政治史或军事史单方面来看待历史的话，许多问题都不会想明白。明朝的经济虽然高度发展，但这与明朝的生产力严重不符的。
陆楫生于明正德十年（1515年），卒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他的观点总结一句核心就是：秦淮歌舞是国家太平的表现，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节俭可保一人或一家不贫，扩大到全社会则未必。并且斩钉截铁地说，我从来没看到过奢侈可以把全社会变得更穷的案例。作为明代经济学者，陆楫的这种观点不值得一辨。
顾公燮则是一百多年后的乾隆时期的人，他的观点比陆楫还要更进步一些，“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他还是以乾隆时期的苏州为例，举了一些奢侈行业的门类“即以吾苏郡而论，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院、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但是，郑公燮显然是在偷换概念。奢侈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职业。奢侈是一种思想，而不是消费行为本身。在我们的头脑中，奢侈其实是一种发扬自我个性、寻求一种社会认同的手段。它实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满足精神需求的手段。
奢侈其实是个人享乐与个性张扬合体后的畸形心理反应。奢侈行为，自古既有，首先就是皇室。
本来按照制度，皇室的花费由内帑支出。但内帑的钱来源于何处？同样是靠税收。尽管有一部分是靠派出去的太监税使、皇店皇庄等自行收缴，罚没部分贪官的家产等，但主要还是政府的财政划拨。例如正德元年，皇帝登基的140多万两白银皆出自户部。皇室用度，除每年的粮食供给外，还有各种生活物资。生活物资最主要的两项花费就是丝绸布匹和土木工程。皇帝本人的奢侈消费，大兴土木造成巨大浪费，最终连朝臣都无法忍受。
嘉靖十九年（1540年）工部尚书温仁和上疏：仅宫、殿、宇、坛、厨库、陵、碑等就花了将近635万两白银。修缮其做藩王时的住所也耗费了170多万两。为了修建宫殿庙宇，他还命令四川运木头、天水山运石头，而取材、运输，皇帝则一分钱不掏；瓦则由苏、松、常、镇、天等地供给；结果造成天下窑工、木工、瓦工等纷纷逃户。就连嘉靖都承认自己的做法是全都靠百姓。
其次，官员的奢靡之风。梁方仲先生指出：银子的普遍使用，固然是货币经济抬头的表征，但是银子的使用方法，随着阶级基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银子自然是集中到少数高级官吏手中……在货币的流通范围内，俨然已分成两个世界。
典型的代表就是张居正，在张居正看来，每顿正餐若没有上百种菜肴都难有一饱。张居正真的有那么大的肚量吗？显然，这是受了当时奢侈之风的影响。张居正算不得大贪，天下贪官污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太监高寀更是靠购买、拐卖、蒙骗童男童女以吸食人脑为乐，当我们在讨论奢侈与节俭哪个更对国家与民族有利的时候，我希望有些人可以感受到晚明荣华富贵、畸形娱乐消费背后是绝大部分人的哭号以及被虐杀的场景。晚明盛行娈童、同性恋比较严重，这两个词特别是前者代表着什么，作者就不必赘述了。
再次，商人的奢侈之风。受惯了蔑视的商人在得到了比“士”还要尊贵的社会地位后，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行为规范。再加上明朝中后期，商人家族成员大规模进入政府，使官商一体化现象非常严重，从而加重了吏治腐败。
白银帝国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是无尽苦难。之前是官僚压迫，而白银帝国时期则是官商共同压迫百姓。白银在破坏了旧的等级观念的同时，又催生了新的等级观念。一些儒家理念中的正面思想，如“爱国”被效忠家族利益所代替。再如，信奉儒家思想的官员往往非常重视“名节”，然而，到了晚明，名节敌不过十两银子的官员大有人在。
在当时，商人中有文化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没有文化的则可以通过捐钱成为官员。例如，正统年间的江苏淮安人徐颐、常熟魏姓商人，二人花巨资买了中书舍人的官职，其后魏姓商人还当上了主事。当时，北京有一句口头禅叫“金中书，银主事”。到了1451年，明政府正式允许卖官鬻爵之后，大富大商可以买大官，一般商人和地主通过捐钱也可以成为“义民”，好处就是可以头戴纱帽、免除劳役。
仅从成化十年（1473年）到弘治元年（1487年），长洲一个县就有差不多三百人花钱买“义民”的头衔，每人40两银。这一个县，仅卖“义民”名号的钱就达到了1.2万两。然而，“义民”们不会做赔本买卖，因为可以免除劳役，这些人变着法儿地将不相干的人收拢在自己的家园内，形成了一大群不用缴税的人。可以说，明政府在一方面增加了财政收入，却在另一方面导致了长期税收收入流失，并越来越对治理下的臣民失去控制。
商人买官、买义民称号，其主要不是为了免除劳役，而是使自己的生意更有保障。到了后期随着高利贷经济的发展，官商的关系又有了新的变化，商人向官员放贷，从而紧紧地将官员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例如翰林院修纂沈懋学，为了应付官场越来越奢侈的消费之风，怕被别人看不起，也向高利贷商人借了三四千两银子，最终给后世子孙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债务。即使国家处于危难时期，这些人同样为了保护自己的荣华富贵拒绝帮助政府。例如，为了抵挡李自成起义军，崇祯要求大臣、皇亲国戚、宦官捐钱。结果如何呢？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崇祯皇帝号召捐钱结果官员也就捐了几十万而已，可李自成一逼问，至少得了两千万。正如崇祯所说：假如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大明就有救了。然而，这可能吗？
晚明的畸形繁荣的背后是大量因土地被兼并、农业收入远远不如手工业、走私犯、为奴为阉的收入下，大量农民或进城务工而又没有工作下而成了地痞流氓，这是在城市。在农村，大范围内的流民出现。
过去一些经济学家、畅销书作家等津津乐道的东南部城市文化繁荣，其实是一成享乐者，二成狐假虎威下的白食者，七成被享乐者。青楼业发达的问题即在此，无数的青楼从业者难道都是大家闺秀、皇族高官的女儿不成？那些为享乐者提供服务的奴仆婢女，难不成个个也是腰缠万贯的儿女？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秦始皇陵、长城、大运河一样。凡是能被后世所崇敬的古代建筑物，又有哪些不是隐藏着万千亡灵。
一将成名万骨枯。
晚明的繁荣是建立在少数人基础上的畸形繁荣，必然是无根之本，虫儿在里面侵啄到一定时候，风儿一吹，表面高大粗壮的大树就咔的一声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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