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宫文化盛行的那段时期，很多歌颂康乾盛世的作品大肆歌颂康熙、雍正和乾隆， 例如《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还珠格格》等，著名的清史学家阎崇年，更是开口必称康熙爷乾隆爷，对他们推崇备至。
不过著名的已故国学大师曾仕强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洪承畴才是康雍乾盛世的总设计师，并非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
他说，1644年，当多尔衮率领清军踏入北京城时，局势远非后人描摹的那般“气吞山河如虎”，而是一对“孤儿寡母”（孝庄太后与年幼的顺治帝）在政治和军事上战战兢兢的尝试。
满清统治者面临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不足百万人口的民族，如何统治上亿人口的汉地？
正是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洪承畴，这位前明重臣，递上了一份特殊的“降书”。这份降书不仅表达了个人归顺，更包含了一套完整的统治方案。曾仕强称之为“百年国运说明书”。
洪承畴深刻理解，满清若想稳固统治，绝不能仅凭武力。他在奏疏中系统提出了“以汉制汉、轻徭薄赋、尊孔重儒、渐行汉化”的十六字方针。这套方案成为清初统治的基本框架，贯穿了之后百余年的政治实践。
康熙帝继位时年仅八岁，其统治初期由四大辅臣主政。这些辅臣延续了洪承畴制定的政策路线。康熙亲政后推行的“永不加赋”政策，正是洪承畴“轻徭薄赋”理念的具体化。这一政策极大缓解了明末以来尖锐的社会矛盾，为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
雍正朝的改革看似激烈，实则仍在洪承畴规划的框架内进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措施，本质上是将洪承畴的税制理念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而秘密立储制的创立，则解决了困扰清廷数十年的继承问题，这背后同样可以看到洪承畴“稳定为要”政治哲学的延续。
至乾隆朝，清朝达到鼎盛。乾隆帝本人对洪承畴评价复杂，在编纂《贰臣传》时将其列为甲等，既承认其功绩，又强调其“失节”。然而在政策层面，乾隆朝几乎全盘继承了祖父、父亲留下的制度框架，而这一框架的源头，就是洪承畴的设计。
曾仕强在演讲中特别指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唐朝虽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两者之间相隔数十年，且中间经历了武则天时期的大幅政策调整。而清朝的康雍乾三朝盛世则呈现出罕见的连续性，一个接一个，“严丝合缝”。
这种连续性并非偶然。三位皇帝虽性格迥异、执政风格不同，但基本国策保持了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源于一套被共同遵循的制度框架和统治哲学。而这套框架的初步设计，就是清初洪承畴等汉臣的系统建言。
洪承畴的贡献在于，他将自己数十年治理明朝的经验与对满清特殊性的理解相结合，设计出了一套“满汉二元”的统治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满人保持军事优势和特权地位，汉人则负责行政管理和经济生产；既保持满族认同，又吸收汉族文化；既维护中央集权，又给予地方一定弹性。这套精巧的平衡术，成为清朝长期稳定的制度基础。
曾仕强的观点之所以震撼，或者说不被当时的主流学界认可，是因为它挑战了主流学界“帝王中心史观”。在主流历史叙事中，盛世总是与明君贤相连在一起，制度设计与集体智慧往往被忽视或边缘化。
然而，历史真相往往比简单叙事复杂得多。清初的统治精英，包括洪承畴、范文程等汉臣，实际上构成了一套“决策咨询系统”。他们将自己对中原王朝治理的理解，与满清统治者的实际需求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清式治理”。
这种治理模式的特点在于其高度实用主义和灵活性。它既不同于传统的汉族王朝模式，也有别于纯粹的少数民族统治模式，而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混合体制。这种体制的强大之处在于，它能够随着时间推移而自我调适，从顺治到乾隆，虽历经调整，但核心框架保持不变。
洪承畴的历史形象一直充满争议。在传统史观中，他是“汉奸”“贰臣”的代表；但在清朝官方叙事中，他又是“开清第一功臣”。这种评价的两极化，反映了历史认知的复杂性。
曾仕强教授并不是为洪承畴“平反”，而是试图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理解历史进程。历史发展往往不是单一个体所能决定，而是多种力量、多种智慧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清初那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洪承畴以及像他一样的一批人，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帮助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找到了治理庞大帝国的有效途径。这种制度设计和政治智慧，与三位皇帝的统治才能相结合，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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